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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所處的時代‐‐春秋戰國之際是生產關係急劇變革的時期，由於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改變，土地作為一種商品可以自由買賣，這使得土地買賣作為財產積累的一種方式，吸收了大量的社會遊資。各級官吏、富商巨賈、自由農和各類士都把上地的佔有作為一種固定的資產投資。這樣，一個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就興起、壯大了。由於地主階級在經濟上、智力上、活動能量上的巨大優勢，就自然對政治上的權利，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小生產勞動者在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們。雖然在物質利益上，它們之間存在著矛盾，但對西周的宗法等級制度，他們又是站在一起的。新興的地主階級面臨著雙重任務和兩方面的敵人。一方面，西周的宗法等級制度限制了它們政治上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為了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地主階級必須在政治上、意識形態方面反對宗法貴族，建立新的適合於地主經濟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西周的宗法等級制度及宗法貴族自然成為他們在政治上必須打倒的物件。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就是這種政治鬥爭的反映。同時，地主經濟是建立在壓迫、剝削小生產勞動者的基礎之上，因此如何在政治制度上，保護地主對小生產勞動者的剝削、壓迫，成為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必須考慮的問題，他們決不會和小生產勞動者分享新政權的成果。從這個角度看，孔子的舉賢才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政治策略更符合地主階級政治上的需要。一方面是&ldo;法不阿貴&rdo;，抑制宗法貴族，防止他們的復闢，另一方面又是&ldo;嚴刑重罰&rdo;以對民，防止他們犯上作亂。墨子從政治平等出發的尚賢思想不僅針對西周宗法等級，而且直接威脅了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地主階級在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相當活躍，其根本目的是要維護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之間由於經濟利益的矛盾而導致政治鬥爭的尖銳化，以兼併為目的的攻伐戰爭是必然的結果。政治上的勝利是為了經濟上的利益，而生活上的享受不僅僅是一種物慾的奢侈，而且有一種暴發戶在政治上的炫耀和威懾。厚葬、奢用、娛樂，更多地是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墨子提出的薄葬、禁慾、非樂是經濟上平等主義的要求，矛頭直指地主階級的經濟特權，並進一步動搖他們政治上的權威。
地主階級是想重新安排社會的階級秩序，他們既反對原來的等級秩序，也反對絕對平等主義的社會秩序。他們希望建立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等級結構，並以法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地主階級建立新的封建社會秩序的努力符合了當時社會隨著土地、財產私有化而形成的地主階級的利益，適應了社會發展的趨向。他們用戰爭方式解決了政治矛盾和經濟矛盾，並使分裂的局面漸趨統一。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到最後秦始皇統一中國，都是透過戰爭途徑，最終從制度上解決了封建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穩定，也就是說，戰爭是當時社會發展的一種必要的形式。在這樣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洪流中，充滿著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生死存亡，朝夕可變。墨子代表小生產勞動者利益的吶喊，呼籲倡導兼愛、尚賢、禁慾、非攻無異是不合時宜的。墨子這些思想雖然不乏感人的力量和真誠的情感，確能撥動社會一部分人的心絃，激發他們的熱情，然而在歷史的鐵流中，這些思想過於空泛，缺乏現實的物質力量，雖激起不小的旋渦，然而總究被淹沒。猶如空谷迴響，雖繚繞悅耳，然總歸於死寂。隨著小生產勞動者在經濟和人身上對地主經濟依賴程度的加強，墨子的這些平等思想也終將被&ldo;富貴在天，生死有命&rdo;的觀念所替代。
要求政治平等的尚賢，要求經濟平等的禁慾，要求人生自我保障的非攻，都猶如肥皂泡，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一一破滅。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統治結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