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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政府政策分開的做法。赫伯特&iddot;胡佛再次出馬領導救濟工作。這次國會一反遵守憲法的傳統，撥出價值四百萬美元的美軍剩餘藥品，送給紅十字會救濟俄國。但是，總數達八千萬美元救濟中的大部分還是來自私人捐贈。一九二二年，胡佛發揮其組織能力，將藥品、食物和衣服運至一萬八千個救濟站，分發給一千零五十萬赤貧的俄國人。胡佛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例如說服俄國人改變飲食習慣，以便食用玉米等他們不熟悉的美國糧食。他完成了當時史無前例的、最廣大的美國慈善工作。當時流亡國外的馬克西姆&iddot;高爾基在一九二二年寫信給胡佛說：&ldo;在人類極需仁愛與憐憫之時，美國人民的慷慨解囊復甦了人與人之間的博愛的理想。&rdo;在莫斯科的一次官方宴會上，人民委員會主席&ldo;以千百萬得救人民的名義&rdo;，向胡佛贈送致謝捲軸。當時美國尚未承認蘇聯政府。
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與在海外進行私人救濟的那種非政治性慷慨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後，關於&ldo;賠款&rdo;和&ldo;戰爭債務&rdo;的著名論戰，支配了美國就國際經濟關係進行的辯論達十幾年之久。戰後，盟國及議和後新建國家欠美國的戰爭貸款和救濟貸款總共超過一百億美元。哈定總統和柯立芝總統領導的兩屆美國政府堅持把這些債務作為嚴格的金錢交易。柯立芝總統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簡練口頭語：&ldo;他們欠了錢，對不對？&rdo;這句話概括了美國政府的立場。美國不願取消或減少盟國債務的態度主宰了美國與歐洲的經濟關係，防礙了更現實地處理德國賠款問題，因為盟國就是指望用德國人的賠款來償還欠美國的債務。在國內，這個問題迷惑了美國的政治，加劇了戰後美國人退出歐洲和世界的願望。這場論戰表明，當時美國人的思想離對外援助的時代還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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