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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和他的夫人在芝加哥大學設立了一個實驗學校，用以說明上述論點的意義。這個學校把重點放在&ldo;活動&rdo;上而不是放在&ldo;紀律&rdo;上，放在&ldo;做&rdo;上而不是放在&ldo;學&rdo;上。學生不是去背書而是去仔細觀察岩石和昆蟲，去用錘子和鋸子製作東西，去和人談話、討論和會談。&ldo;任何忙碌的車間都會有點亂的現象；沒有安靜；人們並不保持某種固定的體姿；他們並非袖手不動，他們手裡也不只是那麼拿著書本……當我們抱著這種觀點時，我們對校規的整個概念都改變了。&rdo;舊的紀律概念消失了，杜威同時還將舊的教學內容甚至全部課程也改變了。所有科目都融合到行動的共性中去了。

順便說一下，由於杜威將&ldo;活動&rdo;理想化，因而把哲學中許多舊界限抹殺了。哲學家對各種存在物進行等級分類時把具體的個別事實或經驗放在底層，把抽象的東西安排在榮譽位上，然後概括出絕對事物來。可是在杜威的新世界中卻沒有這種等級層次。

杜威的包羅永珍的宏偉目標是&ldo;成長&rdo;一一每個公民的成長和社會的成長。這就成了新教育的難以捉摸的目標。&ldo;成長&rdo;是這一新宗教的核心，一個巨大的奧秘，一種得救的希望。

人人都知道&ldo;成長&rdo;意味著什麼，但誰也不知道它的極限在哪裡。知識可以獲得，學問可以佔有，但&ldo;成長&rdo;卻是個過程。杜威解釋說：如果我們倒退幾個世紀，我們會發現實際存在著壟斷學問的情況。佔有學問這個詞說得恰到好處。學問是有階級性的。這是社會狀況必然產生的結果。當時還不存在大眾可以接觸到知識財富的任何手段。這些財富以手稿形式儲存並隱藏起來，至多隻有一小部分至今尚存，要處理它需要進行長期而又費力的準備才能辦到。有學問的高層大師們衛護著真理的寶庫，他們在嚴格限制的條件下從寶庫中取出少許施捨給大眾，這是當時社會狀況必然的表現。但由於工業革命的直接後果……這種情況已經改變。印刷術發明瞭，而且已將它商業化。書籍、雜誌、報紙大量印行，並且價格低廉。由於有了蒸汽機車和電報，迅速、頻繁和低廉的郵電交流已經出現。旅行也很容易，這就大大方便了行動自由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思想交流。其結果是一場知識領域的革命。學問得以流通……因此明確劃分的知識階層根本不可能存在。硬要劃分就是不合乎時代。知識不再是靜止不動的固體；它已經液化了。它正在社會本身的各條川流裡活躍地遊動著。

杜威還可能進一步發揮。知識不僅是液化了，它甚至還變得稀薄而散入大氣之中，既不可能加以限制也不可能有明確的界定。

當杜威把&ldo;成長&rdo;當作神聖目的，把&ldo;活動&rdo;當作神聖手段時，教育不僅現代化了而且也徹底美國化了。知識可以成為一種心靈的電影，只是在運動中才顯其意義。既然青年期是成長幅度最大的時期，美國人不可避免地要把青年期理想化，認為是最活躍的認識時期。新教育遺留給現代美國的問題，很象把其它許多生活領域的變化和擴充套件予以理想化所帶來的問題。&ldo;成長&rdo;是為了什麼？&ldo;活動&rdo;朝向什麼目的？杜威注意到：&ldo;反對的意見認為，成長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譬如說，一個人幹上了盜竊這一行，就可能朝那個方向成長，透過實踐可以成為一個精於此道的強盜。於是人們就說先講&l;成長&r;不行，還必須具體指明成長的方向和成長所要達到的目的。&rdo;杜威對此的回答是：這裡存在著考驗和目的，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