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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使富人生活得安全、愉快，而不是改善窮人的生活。

如歷史學者羅伯特&iddot;布倫納所說，在整個十九世紀，慈善家們所致力的實際上是濟貧，而不是幫人擺脫貧困。美國和英國的濟貧計劃都蒙著道德主義和宗教的色彩。但由於美國人對新大陸存在的機會充滿信心，因而&ldo;自助&rdo;和&ldo;勤奮&rdo;這類老式道德觀念有所增強。在美國，貧困應當只是通向安適甚至富裕生活的中間站。班傑明&iddot;富蘭克林極力主張：&ldo;對窮人行善的最好方法，不是使他們安於貧困生活，而是引導或驅趕他們脫離這種生活。&rdo;除了最不走運的人而外，只要有誰立志擺脫貧困，他就一定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一條被事實和傳說所證實的美國公理。

上述這種以個人為核心的觀點用個人失敗來解釋貧困，而且認為貧窮的後果主要由個人承當。隨著美國人對生活水平越來越關切，這種觀點便顯得格格不入，越來越不符合美國的實際情況。由於衡量個人生活狀況的標準不是財富，而是生活素質和生存機會，所以窮人的貧困對周圍境況較好的人來說也是一種不幸。這些境遇較好的人難道不會因此失去可靠的公民同胞，以及可能成為主顧、客戶和病人的鄰裡嗎？此外，他們還會喪失一個知足而有教養的社會所能提供的種種好處，絲毫不能分享美國同胞勤奮、努力和創造性的成果。當然，真正的美國生活水準還應包括不受疾病、暴力、罪行的威脅，不受昔日那種&ldo;在倫敦街頭糾纏不休的窮漢&rdo;的騷擾，而正是那種人在殖民時期促使喬治亞的慈善家們跑到這裡來行善，在美國，對社會構成威脅的不僅是赤貧（衣食無著），而且是窮困（未能充分享用機會）。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和其它地方，反對從個人成敗解釋貧困的激烈主張已經開始採取社會主義的形式，並觸發了反對整個經濟制度的革命。美國雖然也出現了一些革命呼聲，但在對待貧困的問題上，那些比較強調社會因素的觀點則往往採取其它表現形式，由於國外的推動和促進，人們開始重新認識整個貧困問題，&ldo;依賴&rdo;（即那些無力照料自己衣食住的人們給社會造成的負擔）這個老問題變成了以&ldo;匱乏&rdo;為主要內容的新問題。原來美國人主要操心的是，需要政府付出多大代價來防止窮人飢餓或偷竊；到了二十世紀初，美國人漸漸轉而更關心起那些因為得到的&ldo;一般必需品太少而不能使自己處於最佳狀態&rdo;的人們來了。這是社會工作先驅羅伯特&iddot;亨特的話，亨特對貧困所下的經典定義是：&ldo;貧困即缺乏適當的食物、住所及衣服。&rdo;熱心公益的英國船主查爾斯&iddot;布思的不朽之作《倫敦人的生活及勞動狀況》（共十六卷，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對美國人起了促進作用。這部書&rdo;&rdo;用數字&rdo;展示了&ldo;貧困、苦難和墮落同固定收入和相對舒適生活之間的關係，並描述了各階級的一般生活狀況&rdo;。正是這部著作導致了英國《養老金法》（一九○八年）的產生。布思在書中並沒有進行道德說教，而是列舉了他在倫敦走街串巷辛苦得來的最新統計數字。他估計大約有百分之三十的倫敦市區居民實際上生活在貧困之中，這使得自滿的倫敦人大為震驚。布思又進一步對貧困追根尋源，證明疾病和失業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酗酒這個因素是微不足道的，從而否定了道德說教家們的陳詞濫調。總之，布思的著作表明，可以用統計數字來&ldo;科學地&rdo;探討這個充滿感情色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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