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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慶是廣西博白人，16歲走出大山，和好友梁彝到廣州、香港找出路。後來他在廣州考上高中，因為家中經濟困難，無力支援，於是棄學從軍，又和梁彝一起考入黃埔軍校。他讀過兩年高中，知識和經歷比我豐富得多，我是16歲初中畢業後虛報兩歲才考入黃埔的。他的家世和我相似，都是來自農村，幼年喪父。相同的出身背景很快就把我們兩人的感情拉在一起，成為無話不說的知心朋友。梁彝是阮慶的同鄉、同學，自然也很快成了我的朋友。阮慶的另一位好友廖斌（後改名廖政武），是泰國歸國華僑子弟，在軍校炮兵隊。由於志向情趣相投，我們幾人經常在一起。後來，我們都去了延安，參加了革命。梁彝1947年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任炮兵團副團長兼參謀長，掩護部隊過淮河，受傷被俘。當時在國民黨軍隊有一項規定，凡是抓獲中共軍隊團以上幹部的黃埔學生都要上報蔣介石侍從室。蔣曾派人將梁彝押解到南京，勸他投降，但無論封官許願還是嚴刑拷打，梁彝都沒有向敵人屈服，最終在南京雨花臺被國民黨殺害。廖斌解放後曾任甘肅省軍區副司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離休後住在西安，前幾年才去世。去世前我們經常有來往。
在這幾個人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阮慶。他比我年長幾歲，跑廣州進香港，見多識廣，加上他讀高中時結識了一些中共地下黨員，耳濡目染，接受了一些馬列主義思想，對人對事，特別是涉及國家前途命運的事，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見解。他為人正直、誠實，能吃苦，有毅力，對人也很熱情。他對我始終像親弟弟一樣關心愛護。
我們時常在一起議論時局，尤其對如何抗日救國談得最多。阮慶和梁彝在廣州這個大革命的策源地學習了很多年，讀過不少進步書籍，對黃埔軍校早期的教官和學生都有一定的瞭解。比如周恩來、廖仲愷、葉劍英等人的革命經歷都比較熟悉。特別是阮慶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國家形勢有自己的看法，對當時的紅軍和紅色根據地的知識見解比我看到、聽到的情況要多得多。那時，我對國共兩黨的認識還只是憑直覺，因為在家鄉見過國民黨軍隊圍攻紅軍時亂抓人，亂殺人的情況，對國民黨的做法很反感。
南京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政治控制很嚴，我們交談的內容是犯禁的，但我們在私下還是談了很多，透過交談達到共識。在阮慶的幫助下，我對大革命的形勢，紅軍戰事動態，白軍屢戰屢敗的事實和真相增多了了解。阮慶還介紹我閱讀許多進步書籍，如高爾基的《母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張仲實譯）、艾思奇的《通俗哲學講話》等著作。我還讀了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還有《夏伯陽》、《司達漢諾夫》等，讀後更加深了我對蘇聯的認識和印象，令我對蘇聯產生了嚮往，認為蘇聯革命的道路是我們今後學習的榜樣，中國革命必須向蘇聯學習才有出路。
軍校的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包括很多左傾圖書，一般也不限制學生借閱。在阮慶的幫助下，我大量閱讀馬列書籍，雖然不繫統，但對馬列主義有了初步的認識。透過讀書、學習，我對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回憶這一時期自己思想的發展，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感到要救國，靠國民黨是不行的，一定要以蘇聯為師，靠共產黨來領導。對此，我和阮慶、梁彝的認識是比較一致、明確的。這都是在1935年以後我們三人同商共議國是時，經過不斷的討論得出的一致看法。
當時，在南京政治學校讀書的中學同學黃文清的思想也比較進步，常常參加我們的討論。我們時常利用課餘時間去玄武湖或中山陵，議論時事。這些討論都以阮慶為中心。讀書期間，祖國正面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特別是&ot;九一八事變&ot;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