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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於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雁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雁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雲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佈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御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滷。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並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
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後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