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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得等到繼父平反這件事有了明確結果再說。
1980年10月，繼父於海生的“冤案”終得昭雪，且一家5口除我之外都遷回了江城市。我則因在農場參加工作按當時政策不能同時回城。但母親卻叮囑我她就是頭拱地也要把我調回吉林去，讓我在農場千萬不能找物件。
正因如此，所以自己不論在五分校或七分校工作期間才沒敢和任何一個女孩談物件。
1982年1月全場小學期末“大統考”期間，八分校的楊曉慧等7位老師負責來七分校監考。因此前她透過“小道訊息”得知我正和張春英老師談戀愛，故早已氣得“七竅生煙”，而今來七分校監考恰巧在教導處碰上了我，於是她不問“青紅皂白”竟當著二十多位老師的面罵我“喜新厭舊，移情別戀”。
面對楊曉慧老師的辱罵，我沒作任何解釋，因為我知道這類事“越描越黑”，只要自己問心無愧就好了。再說了，我相信聰明的楊曉慧老師遲早會弄清事情真相的。
“我的被褥被燒著了”。在七分校工作期間，我跟王文斌老師住在分場會計高紀和家。故每天我倆得需要自己燒炕。那段時間我跟文斌老師晚上經常嘮嗑嘮到很晚。其中很多時間都是用於背誦“唐詩宋詞”。文斌老師原本是不喜歡文科的，但在我的影響帶動下他最多時竟也能背下200多首“唐詩宋詞”了。
一天晚上，屋外寒風凜冽，滴水成冰。故我倆在灶坑裡又多燒了點“大磕杆”。當時我住炕頭，文斌睡炕梢，加上夜裡俺倆相互考背唐詩一直折騰到很晚才睡。所以後半夜直到炕頭著火把被褥和多件衣物還有我的屁股都烤糊了才醒過來。
於是，我叫醒國斌把著火的被褥抱到外面去弄了半天才用積雪把火沏滅，但被褥已被燒得面目全非，根本無法再用了。
打這以後很多天我都是跟文斌老師睡一個被窩的。直到交斌的母親給我做了一套新被褥後，才又各睡各的。
這件事雖然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但文斌老師跟我同睡一個被窩的“情誼”以及他母親給我縫製被褥一事至今還在溫暖著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