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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0年的農曆正月十六。我們一家人終於無法迴避地迎來即將忍痛分離的那一刻。
按說，春節假期已過，每個人迴歸生活原點實屬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然而，對於我們這個非正常家庭來說那一刻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大年初十剛過，母親臉上一度綻開的笑模樣就悄悄地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焦灼、憂戚與不安。只見她坐在炕頭默默地一會兒瞟上一眼淑峰姐，一會兒又瞥上一眼貴章哥，滿眼都是疼愛與不捨。她一支接一支地抽著自卷的旱菸，不大的屋子裡讓她抽得煙霧繚繞。自打初三以來農場各分隊和附近農村的秧歌隊就開始左一拔又一撥地拜年了。最初幾天姐姐用胳膊挎著母親還跟著看了好幾場。可一過了初十她說什麼都不再去看秧歌了。其實，此時母親的內心只裝著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女兒淑峰和我的三兒貴章就要離我而去討他（她）們自個兒的生活了，從此天各一方我這當媽的再也不能為孩子做點什麼了。一想到這些，她就會在心中暗暗流淚，甚至長時間地深深陷在這種情緒中不能自拔……
然而，時間向來都是最無情的“殺手”。它的腳步即便是偉大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恐怕也是阻擋不了的。這不，該來的那一刻終於還是如期而至了。
正月十六上午8點剛過，淑峰姐在蘇可屯新結識的兩位“閨蜜”陳桂蘭和張亞琴，早早地就來我家給淑峰姐餞行了。她倆給姐姐帶來了新炒的“瓜籽”和“苞米花”。正所謂“瓜籽不飽暖人心”。這些看似不很金貴的東西卻代表了她們最真誠的心。
出發的時間到了。因為從蘇可到樹北小火車站需要走行3.5個小時，再不出發就來不及了。這時，繼父也從隊部趕回來送行了。所有的人都站在我家房後的路口跟姐姐和三哥握手話別。姐姐還是穿著那身黃軍裝，繫著那條鮮豔的紅圍脖，在瑟瑟寒風中顯得淡雅而清麗。三哥外穿一件母親新改的藍色二棉襖，頭戴一頂黃色棉軍帽，走起路來闆闆的很有男人氣概。
母親是最後一個跟姐姐和哥哥話別的。這位一向剛強很少在人們面前掉淚的女人，今天好像無論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眼淚了。只見她用雙手把淑峰姐和貴章哥久久地攬在懷裡，三個人相擁而泣。良久，但見她猛地將兩個孩子往外一推轉身連頭也不回地就快步走回了屋裡……
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尤其是身處那樣一個極左的政治年代，“生離之痛”簡直如影隨形每時每刻都可能降臨到某家某人頭上。話說到這裡，有的讀者不禁要問，難道你的哥哥姐姐怎麼就不體量母親的感受而非要用“生離之苦”灼傷她的心呢？下面，僅就這個關乎人性的話題，我想多說一點它的“不可規避性”：
當1969年母親帶著我們哥仨隨繼父下放鎮賚蘇可農場時，貴章哥還是一個只有15歲的少年。別說他與繼父脾性不合才拒絕隨繼父遷居鎮賚，那只是他文過飾非的一個藉口。他寧肯死活守著吉林老宅靠撿“煤核”維生也不願隨母親前往鎮賚的本因是打骨子裡反感母親為什麼要給他找回個繼父來？在他看來，讓一個陳姓後人去吃於某人的“嗟來之食”他覺得那是莫大的恥辱。就為這他寧願在吉林凍餓而死，也堅決不肯去鎮賚把嘴巴搭在別人鍋沿上。
淑峰姐返吉重走“知青上山下鄉路”也是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重大人生選擇。表面看來，姐姐離開蘇可像是厭惡鎮賚的生存環境，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媒妁所迫”。否則的話這位孝女你就是打死她都不會輕易離開自己的母親的。
當時，淑峰姐在蘇可農場眾多女孩中的“顏值”和“才藝”都是出類拔萃的。而首先動了這份心思的人就是蘇可分場書記祝金山的大公子。咱先不說祝公子品行如何，單就外表形象而言就很不般配。當時他是張家園子場部修配廠的一名修理工，長得既矮又黑又胖。他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