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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全社會階層流動性，重點在於政府高官。只要高層不是始終被世家把持，而不斷有底層人民進入高層，流動性就很好了。唐朝比之漢朝、宋朝比之唐朝，世襲蔭舉一直在變少，但明朝似乎又比宋朝多，這應該說確實有退步。可明朝的科舉取士又比前代更嚴格，宋朝還有不少人蔭舉入仕，宰相中更不乏呂夷簡、呂公著父子，范仲淹、範純仁父子，史浩、史彌遠父子這樣的宰執世家，而明朝便再無一對父子兩代為相的例子。
當然，宋朝那些宰執世家也並非全靠父輩餘蔭挺進高層，他們也只是生在宰執之家，仍要考中進士才能獲得認同。宋朝讀書人雖多，但宰相家庭良好的學習氛圍讓孩子贏在了起跑線上，而明朝隨著公共教育的發達，這種優勢也不明顯了。整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宰相之子考取一甲進士的只有楊廷和之子楊慎、張居正之子張懋修極少特例，高中者絕大多數來自底層。宋朝尚有呂公著、範純仁這種兼具世家和進士身份的中間階層，明朝的楊慎、張懋修顯然不成其為一個階層，何況他們也只是中了狀元，遠沒當到宰相。在科舉人才的主導下，明朝官場漸漸形成了&ldo;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rdo;&ldo;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rdo;的規矩。
縱觀明朝一百六十三名大學士的履歷，其中有一百五十七名進士出身，佔總數的98（另六名也有舉人等較低功名，而且全部集中在明朝建立前六十二年）。而一甲進士（狀元、榜眼、探花這前三名）更多達四十一名，佔總數的四分之一！整個明朝共產生了八十八名狀元，其中便有十七名入閣為相，比例高達五分之一。除了成績最優異的一甲進士可直接入翰林外，二三甲進士登科後還可以進行選館考試，考出兼具文化素養和行政能力的人才，稱為庶吉士，可在各部門實習三年後任實職。明朝共有八十七位宰相為庶吉士出身，超過總數的二分之一。
我們很容易從這個層次明顯的結構看出，明朝政治最大的特徵便是由考試成績決定仕途，而不是出身門第或者其他，這激勵了無數人捧起書本，形成了全社會的文化大繁榮。全社會考取功名的機會也相對公平，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何炳棣教授（pg-ti ho）研究了明朝所有進士的家庭出身，其中祖上三代從無人獲得任何功名和官職的a類進士佔總數的475。更重要的是，這個資料在漫長的二百七十六年中，除明初從峰值降為均值外，自明孝宗朝起便穩定在均值。也就是說，完全平民出身的進士始終能佔到一半左右，社會並未隨著時間推移產生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這表明這個體系本身具有內在的反馬太效應機制，這或許歸功於明朝發達的公共教育體系。儘管大多數人無法投胎在官宦之家，只能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共教育，但教育條件和學習氛圍也並不比富貴家庭差太多，純平民和富貴家庭的孩子成績旗鼓相當。
稍微意外的是，宋朝的對應資料是53，這和產生了大量宰執父子的印象似乎並不相符。這或許和明朝人排斥官宦出身的心態有關‐‐同等條件下，明朝人更願意提拔貧苦出身的寒士。而宋朝官宦子弟中進士的雖比明朝略少，但只要能中，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們提拔起來也很快。所以宋朝的官宦出身進士數量更少，但走到後來並不輸給寒士。那宋明兩種用人傾向哪個更好呢？儘管優先照顧寒士看起來似乎更公平，但出身宰執之家本身也是一種難得的教育經歷，非常有助於人格塑造。宰執之子只要不是靠父輩的關係上進，而確是透過公平考試獲取功名的仍是棟樑之才，確應重用而不應逆向歧視。事實上，宋朝的官宦世家和寒門子弟相處得非常融洽，宋朝公認最優秀的幾位宰相文彥博、呂公著、範純仁便都是宰執之子繼續為相的傑出代表。
良好的人才選拔機制帶給了社會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