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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證據，又不願承認自己有罪的話。那麼等待著他們的，就將會是安全委員會的嚴刑拷問。
楚思南知道，在斯大林當政時期。大量的文人以及知識分子被投進監獄，他們地罪名雖然五花八門，但是歸根結底卻都是政治犯。斯大林其人剛愎自用，兼且因為執政前在蘇共黨內威望不高，因此他的內心裡有一種近乎自卑的危機感，對那些稍有不滿情緒的人，往往就狠下死手。而那些獲罪的文人、知識分子們，全偏偏大都是些只專心學術研究，卻不懂得變通的死腦筋，因此往往會觸犯斯大林地忌諱而身遭大難。在斯大林倒臺之後，圖哈切夫斯基當政時期太短，而且克里姆林宮內黨派權爭不斷，所以這個問題也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而今，克里姆林宮的局勢已經穩定下來，楚思南本人手握重權、聲望無人能及，同時呢，衛國戰爭也基本結束，國內外環境開始趨向緩和，因此，他感覺是應該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解放政治犯，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地撥亂反正，意味著要給一大批曾經遭受政治迫害與冤屈的人平反，意味著要給曾經的鐵血領袖斯大林下一個“定義”。這一系列的問題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蘇共內部、蘇聯政權層面上的大事，楚思南一個人絕對不能全面解決，所以呢，召開一次全國性、全黨性的代表大會，也就顯得尤為必要了。
當然，楚思南主導下的蘇共十九大也絕不僅僅就是為了解決以上的那些問題，在這次大會上，楚思南還要拿出問題來交給各個加盟共和國、各個州、各個階層的黨代表們去討論。比如說：開展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主要方向問題；戰後蘇聯國家的對外政策問題；黨內建設的指導思想問題；國民福利待遇的提高問題；對戰後各個相關國家左派力量的援助問題；旨在建立一個蘇維埃性質的國家聯盟問題等等等等。
“毫無疑問，蘇共十九大是蘇聯歷史上一次具有非常意義的會議”，這是後來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家們對此次會議的評價。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楚思南同志所做出的指導性發言、倡議，令蘇共（布林什維克）從斯大林當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繁複問題中脫身出來，從而擺脫了沉重的心理壓力，能夠集中全部精力做好戰後的經濟恢復工作。”
同樣是在這次全會上，楚思南重新提出列寧同志曾經倡導的國際**精神，並將此一精神作為蘇共黨內對外工作的主導思路，號召摒棄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思想。這一倡議，同一九二一年蘇共十大上，列寧針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情緒的批判，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其對後世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但是此次全會仍舊有一個不太令人感到滿意的地方，同樣，這也是最令後世的史學家們所詬病的。
在這次會議上，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楚思南，出於種種目的的考慮，駁回了部分黨代表們所提出的關於限制安全委員會權力，剝奪安全委員會對邊防部隊直接統轄權力，取締軍事委員制度的提案。楚思南的這一做法，直接導致了安全委員會權力的進一步膨脹，以至於最後尾大不掉，安全委員會同克里姆林宮分化為兩個權利爭奪的中心。其後的八十年代，在安德羅波夫總書記突然病逝之後，時任安全委員會第一書記的楚思南之女奧克吉勃琳娜，悍然挑起政變，製造了震驚全球的“莫斯科血色事件”。短短兩個月時間內，全蘇聯數萬名支援“新思路改革”，意圖改變楚思南時期政策的改革派遭到血腥屠殺……所有這一切的隱患，都是在這次會議上埋下的伏筆。
第二十五章 澤洛高地
就在楚思南緊鑼密鼓的安排著蘇共十九大會議的諸多事項的時候，一些不好的訊息從西線的前沿傳到了克里姆林宮：柏林戰役的程序被頑固防禦的德軍遲滯下來，朱可夫同志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