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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墓地有兩座雄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崗護衛。
匈奴人馳騁在中國以北的整片蒙古乾草原，他們和漢人的關係並非一直和睦友好。當時的歷史學家將這些部落人群描述為矇昧無知、茹毛飲血的野人；有位學者還說他們是“被上天遺棄的民族”。漢人寧可向他們進貢也不願他們進犯自己的城市。漢人常常派大使造訪這些從小就擅長捕捉耗子、小鳥甚至狐狸和兔子的遊牧民；皇帝還會恭敬地問候匈奴大單于“無恙”。在一套正式的朝貢體系下，漢人要給遊牧部落送去許多奢侈的禮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紡織品——只求換得和平。中國最重要的貢品是絲綢，遊牧部落極為看重這種絲織品，因為它質地好、分量輕，鋪床做衣都用得上。絲綢同樣是一種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的象徵：擁有那麼多的高階綢緞是單于尊貴身份的體現，並將之賞賜給手下侍從。
為換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資總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萬匹絲綢和大約相同數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漢代官員相信，匈奴人喜歡奢侈品，說明他們將一事無成，瀕臨滅亡。“如今你們已離不開中國貨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氣地對部落首領說。他認為匈奴的習俗正在發生變化，並且信心十足地預計，中國最終會贏，並征服整個匈奴。
這是一種強烈的渴望。事實上，和平相處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斷的進貢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也顯出政治上的軟弱。所以漢帝國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與匈奴的糾纏。首先奪取河西走廊，控制農業富庶的西域地區，接著經過近十年的多次征戰（結束於公元前119年），將遊牧部落趕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爾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中國為一條橫跨大陸的交流通道開啟了大門——“絲綢之路”就此誕生。
疆土的擴張激起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官員們奉旨對帕米爾高原進行考察並將相關記錄呈報朝廷。留存下來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記》，作者司馬遷，一位漢帝國大歷史學家（太史）的兒子。他因替戰場上年輕氣盛的將軍辯護而被貶官、遭受宮刑，卻仍堅持不懈地完成他的歷史鉅著。他以非常謹慎的態度審視印度、波斯和中亞地區的歷史、經濟和軍事狀況。他認為，中亞諸王國兵力薄弱，因為他們受到匈奴的威脅，這些野蠻人因被中國打敗而將注意力轉向了西方。司馬遷寫道：這些中亞王國不通軍事，卻善於經商，在商業繁盛的巴克特里亞都城可以看到各類物品被交易。
中國和外界的貿易交流也在緩慢開展。對於戈壁灘邊緣的通道，特別是玉門關（商隊西行的必經之路）以西通道的開拓並不順利。無論是經過塔克拉瑪干沙漠，還是跨越天山山脈或帕米爾高原，都必須穿涉險要地帶，從一個綠洲到下一個綠洲，路途異常艱辛。極端的高溫也是一個巨大考驗，這也是巴克特里亞駱駝如此彌足珍貴的原因：這些動物能忍受極其惡劣的氣候環境，對致命性沙漠風暴的到來非常敏感。它們在預感到風暴來臨時會“立即嚎叫著聚成一團”，商人和商隊見到後會馬上用氈布將自己的鼻口包裹起來。當然，駱駝在預測天氣方面也會出錯，人們在商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駱駝和屍骨。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必須有豐厚的回報才值得人們去冒巨大的風險。儘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現在幾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亞市場，但更為關鍵的是，價格高昂的珍貴物品同樣能夠透過長途運輸抵達這裡。
貿易的主要產品是絲綢。除了用來討好遊牧部落以外，絲綢在古代還扮演著諸多重要的角色。在漢朝，絲綢與錢幣、糧食一樣可以用作支付軍餉。從某種意義上講，絲綢是一種最值得信賴的貨幣。鑄造足夠數量的錢幣是個難題，事實上，貨幣在當時的中國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軍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