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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一到，熟識的姑娘便出來讓到她的房裡，客若偕有生的朋友，就給介紹一下。坐下後，姑娘敬上煙茶，煙有鴉片煙、水煙、雪茄煙等，還有各種的乾鮮果品。書寓算是最講究的了，水果都是按著四季預備，桔、梨、蘋果、楊梅、菱藕，無不應有盡有，任客啖食。
書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與姑娘的交情很契膩了，姑娘願意留下。長三住宿雖比較容易些，但也須經過相當時間，彼此廝熟以後，擺擺席才可。
“擺席”，也叫“擺酒”，也叫“開臺面”。這是住宿的第一關，非要經過不可。好排場的客，在那時都要耍一耍闊氣，有弄雙臺的，有弄雙雙臺的。擺席的錢不能先付，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有一種“下腳錢”，是賞給傭媼們分的，卻要先給，普通是四元，大方些的也有多給的。擺席錢是十三元。
擺席時，書寓姑娘都要唱曲，有烏師在下邊伺候著給鼓板吹笛，終於也要給他們下腳錢。這時候唱的曲，雖然也有京腔了，還是崑曲多，記得常唱的有《佳期》、《樓會》、《八陽》、《思凡》、《長亭》、《翦賣》等等。
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2）
姑娘出局都是坐紅圍子的綠呢轎，用兩個人抬，後面打著一個“氣死風”燈籠。跟局的大姐同烏師都在後邊跟著走，轎子走得飛快，可是一步也丟不下他們。那時也時興馬車了，有單馬、雙馬的，但坐的人還不很多。
那時候嫖娼，差不多全是記帳，按三節———端陽、中秋、除夕———償付，常常也是鬧漂帳。
在那時開一妓院，當一妓女，都很不容易，幾間看得過去的屋子，佈置佈置，便需一千八百，什麼五色保險洋燈，著衣大櫃，自鳴鐘等物，都是不能缺少的。箱篋、床榻、桌椅，再添上屋裡的一些應用的零碎東西，及被褥、四季衣服、首飾等等，真是了不得。就說我吧，出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著五套頭———當時最時興的樣式———頸上掛金鍊，帶著琺琅銀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著顏色深淺遞換。我耳朵上帶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
當姑娘最講究的是應酬，見了客要有“十八句談風”。陪客時，處處都要有規矩，那象現在“打打鬧鬧”就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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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開金花班及在北京組織南班
光緒二十四年的夏天，孫三爺想回天津，就慫恿我也跟他到北邊來。我離開北京已有五六年了，心裡倒也很想來玩玩。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結束了一下，便跟著他到了天津。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裡，工夫不多，當地的人就都知道了，都來捧場。每天的客總是迎接不暇。我一看事情既然這樣望好，便打算自己開班子，同我母親和三爺商量了商量，他們也很願意。於是就在江岔衚衕———那時這個衚衕內南方班子很多———租賃了一所房，房底原也是個班子，又接了五個南邊姑娘，我自己也出名應酬客。班子的名就叫“金花班”。
在這個時期中，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有一位楊立山（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官至戶部尚書。庚子時，因反對義和團被殺。
死後，家人不敢收其屍，伶人姜妙香與交契，購棺殮之，時人稱義），性情極豪爽，和我最要好，初次見面，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又有一位德曉峰（名馨，滿洲廂紅旗人，曾任浙江、江西巡撫），人也誠懇，和我最投契。這兩位算是我在天津這個時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
第二年，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我由天津來京給她拜壽，恰巧德曉峰也在京。事畢後，他們便同著一些朋友很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裡，無論如何不讓再回天津了，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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