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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進軍西北&rdo;之夢(3)
決裂
既然黨國領袖白紙黑字寫得清楚明白，朱家驊與蔣廷黻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耍布袋戲，以此來擺弄精明如猴的蔣介石。陶孟和大感沮喪，但一時又想不出對策。正在幾人無計可施之時，此事被蔣廷黻譏諷為&ldo;太上總幹事&rdo;2的傅斯年聞知。傅主動致信朱家驊，開始替這位交情甚篤的上司排憂解難：&ldo;……此事大可發愁，酒泉嚴格說僅一油棧，如何設社會所，其中既無經濟可以研究，亦無文化接觸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觸最好在西寧)，社會所如在西北設分所，必以蘭州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點若不改，後患無窮。若名稱上在酒泉掛社會所之牌，必為空洞。以介公之熱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為空洞，非真遷也，恐本院整個蒙不良之影響。&rdo;他又說：&ldo;本院似不當把社會所實際上放在李莊，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而謂不在蘭州也。&rdo;
傅斯年寫這封信，的確有點&ldo;太上&rdo;的架勢，對朱家驊、蔣廷黻與陶孟和串通弄出的這個到西北創辦社科所的主張，表面上熱心，實則心存芥蒂。此時的傅斯年意識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於政治上之危局，至於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設和立國之本之類的說法，頗有輕視之意。傅對陶孟和主張社科所搬遷西北的構想，曾&ldo;引當時報上一名詞雲陽奉陰違，貽誤要公以為笑謔。&rdo;兩個月後，傅斯年綜合各種資訊分析，突然感到苗頭不對，陶孟和如此熱心&ldo;進軍西北&rdo;，分明是和自己爭地盤的一個陽謀。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殘部時，滿身霸氣與嗅覺敏銳的傅斯年就曾專門找到陶訂了一個&ldo;君子之約&rdo;，其中說&ldo;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裝置亦由社會所&rdo;，而鴉片戰爭之前的歷史，則由傅主持的史語所辦，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後來的行事中，確是實實在在地履行了這個約定。史語所全漢升&ldo;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rdo;，被傅斯年及時阻止，傅命其研究範圍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窺視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號令手下弟兄不能窺視近代以上，兩所人員可謂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ldo;進軍西北&rdo;之機，已經暗中招兵買馬，而招來的又竟是費孝通、韓儒林、李安宅等輩。李安宅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與費孝通亦師亦友;韓儒林雖畢業於北大哲學系，但後來任教於燕京，當時顧頡剛受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邀請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工作始由顧氏推薦的這位蒙藏史專家韓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幾年前在昆明時，傅斯年就因吳文藻、費孝通輩鼓搗出一個所謂的&ldo;民族學會&rdo;，與史語所相抗衡而大為惱火，直至雙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計把吳、費等輩山頭推倒削平為止。現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攏集結費孝通等&ldo;燕大派&rdo;進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圖與史語所抗衡。於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內有&ldo;恐有大規模之重複在後，未便再顢頇下去&rdo;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語。陶孟和正為&ldo;分店在蘭，牌子在酒泉&rdo;之事如何矇混過關大傷腦筋，忽見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橫加指責，自是不甘臣服，當場揮毫予以反擊：&ldo;……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rdo;
傅斯年接函，見對方不把自己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