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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但“不積金錢”、“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確是他的所為。之後，大漢奸汪精衛多次勸說吳佩孚與他合作，日方要員包括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請他“出山”，甚至決定劃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東、河北六省的地盤，交請吳佩孚主持一切，但吳佩孚始終不為所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在北平病逝，享年66歲。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為，吳佩孚是由日本人以為他治牙為名將其殺害的。
參考：李潔著《文武北洋》，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1月
馮玉祥（1）
（1882—1948）我是窮小子出身
馮玉祥先生曾五次寫過遺囑。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馮玉祥懷著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和失望退隱泰山，感到有生命危險，特於6月14日寫好遺囑，史稱“泰山遺囑（一）”，主要內容如下：
我是當兵出身，我是窮小子出身，我是工農的子弟出身。我是為大多數工農群眾謀最大幸福的，我是為民族求獨立解放的。凡是有此決心而實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剷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敵，至於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問，任他們去自由發展。現有的一點錢，均歸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屍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論埋在何處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觀的，什麼鬼神我全不信，萬不可以什麼宗教形式來葬我。此囑。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等在福建發生政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馮玉祥極力支援他們的反蔣抗日鬥爭，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蔣介石軍事鎮壓而失敗。馮玉祥預感到形勢不妙，遂於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遺囑，史稱“泰山遺囑（二）”。其內容為：
我父親、母親的墳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們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兒、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說了。二兒、二女如能大學畢業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們，以學工學農為本，不可只讀書。我若是即刻為國家，為革命死了，我身後沒有事可辦，沒有家可分，即照我寫的這幾句話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歸本地，辦個學校最好。船板衚衕的房子如何·就送給大嫂子可也。濟寧之七十畝左右如何·就歸遊家一些小孩子們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畝如何·就歸洪志看著不動可也。其餘沒有多少，就都歸德全辦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等七君子因宣傳抗日被捕入獄。宋慶齡、馮玉祥等竭力營救。12月1日，馮玉祥寫下遺囑，史稱“南京遺囑（一）”。其主要內容是：
一、國家到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闖過此極劫運。二、要實行抗日，必須聯絡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極大錯誤。三、不破除迷信，國家必亡。四、不大開煤、鐵等礦，決不能轉弱為強。五、不大修鐵路，國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興科學，民族必永遠落伍，必定到極可憐的地位。
“七七”事變前夕，馮玉祥在南京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隨時準備為國獻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遺囑，史稱“南京遺囑（二）”。其內容為：
（一）非抗日不能救國；（二）要抗日須得民心軍心；（三）為抗日須找專家；（四）貧苦大眾是國家的根基；（五）所得稅遺產稅必收，以速供國防用。
1948年年初，蔣介石開除了馮玉祥的黨籍，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吊銷了他的護照，並派出很多特務，用卑鄙的手段對付他。面對蔣的淫威，馮全然不懼，於1948年2月10日寫下最後一份遺囑，史稱“紐約遺囑”。其主要內容是：
一、孫中山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