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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內容恰好是意識形態所期待的。也就是說，當趙樹理文學創作的內容與當時意識形態發生衝突的時候，“趙樹理方向”本身的意義也會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眾化也沒有意義。特別是在1949年後，當趙樹理的文學創作活動越來越多地與主流意識形態衝突的時候，他的悲劇命運也就不可避免。趙樹理在“大躍進”的時候，對於“三面紅旗”就曾提出過批評，他寫了《實幹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1959年，他在給《紅旗》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建議，國家對集體生產的部署，只管集體應該向國家交售的商品部分，其他不要管。60年代，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他又講了自己的這個建議。1949年後，趙樹理雖然也是一個和主流文學相融合的作家，不過他的選擇並不是以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為代價的。他是在同時代相同歷史條件下，較多地顯示了自己個性和獨立性的少數幾個作家之一。但悲劇也同時發生，趙樹理是“山藥蛋”派作家中最具悲劇命運的作家，他一生為了“人能活得像個人”而寫作，最後卻在一個沒有*的時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山藥蛋”派作家中年齡最大的作家，又是最早離世的作家。
百年中國文學中的“趙樹理悲劇”（2）
“趙樹理悲劇”可以解釋為這樣一種文學現象：當一種意識形態出於政治宣傳目的強調作家創作的某一側面時，並不意味著對作家文學活動本身的全面肯定。當意識形態需求滿足後，被意識形態高度認同的作家或者文學現象就被抽象成一種符號，這種符號本身只具有象徵意義，它與原初作家的文學活動已脫離了關係。這種符號可以根據意識形態本身的需求做各種各樣的闡釋，中國百年文學發展中“魯迅悲劇”和“趙樹理悲劇”中都有這樣的意味。恰如歐克肖特所說：“一種意識形態意味著一個抽象原則，或一套抽象原則，它獨立地被人預先策劃。它預先給參加一個社會安排的活動提供一個明確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這麼做時，它也提供了區分應該鼓勵的慾望和應該壓抑或改變其方向的慾望的手段。”4雖然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作家本人的文學活動並不具有必然聯絡，但凡被意識形態選擇的作家和文學活動，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品質，常常為意識形態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魯迅悲劇”中可能是“反抗性”，在“趙樹理悲劇”中可能是“通俗性”，一為內容，一為形式，以此觀察中國百年文學的發展，可能會有一些啟發。
就趙樹理本人的命運觀察“趙樹理悲劇”，可以發現，在趙樹理的成名小說《小二黑結婚》中，事實上隱含了作家本人的命運，但作家在敘述當時的生活場景時，對於自己筆下的這個生活現象並沒有察覺。《小二黑結婚》在敘述太行根據地的日常生活中，把主題集中在反封建的一個具體事件上，也就是“自由戀愛”“自由結婚”方面。作為個性解放和人的自由精神擴充套件的基本內容，反對父母包辦婚姻成為趙樹理這篇最知名小說的主題。中國百年文學發展中，很多革命運動都是從變革當時的婚姻制度開始的，因為革命運動以動員青年參與為主要方式，而對青年來說，變革婚姻制度是較有效的改造社會制度的前提，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百年中國文學發展中反抗舊式婚姻制度成為一個持續不斷的主題，這也通常被認為是啟蒙的重要議題之一。在反抗舊式婚姻制度時，對女性權利的張揚和認可是以預設女性為舊婚姻制度的主要受害者為前提的，這也大體符合當時社會的現實，但較少有作家深入揭示“娜拉走後”的問題。趙樹理也沒有超越這個歷史侷限，他以“大團圓”結局形式完成了這個反抗舊婚姻制度的故事，趙樹理的思考停止在這個層面上，這是啟蒙者的侷限。一般說來，啟蒙運動追求的理想目標主要是平等、公正、自由、*、*、解放、發展、進步等，但這些目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