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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先生在《元史學》中說，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可考者只有一個「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從蒙古語學來的。撰寫以歷史作背景的小說，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南宋皇帝官員、郭嘯天、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設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動機」、「問題」、「影響」、「目的」、「廣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現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本書的插圖（大陸版未收——編注）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其中說：「右梵像一卷，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其左題雲『為利貞皇帝白票信畫』，後有釋妙光記，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緻，而所書之字亦不惡雲。大理本漢楪榆、唐南詔之地，諸蠻據而有之，初號大蒙，次更大禮，而後改以今名者，則石晉時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其所謂庚子，該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貞者，即段氏之諸孫也。」
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宋濂認為畫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於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歷史，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另有一個證據，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利貞皇帝就是段智興，他在位時共有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亨時（據羅振王《重校訂紀元編》。《南詔野史》中無「亨時」年號）六個年號。宋濂所說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段智興的孫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大理國於一二五三年（宋理宗寶佑元年）為蒙古忽必烈所滅，其時大理國皇帝為段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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