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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戰亂，百姓渴望的是安寧與和平，國家需要的是休養生息。因此，他在文化方面採取了較為包容的態度。
一方面，劉邦崇尚黃老思想，主張無為而治。他減少政府對社會的過度干預，讓百姓能夠自由地從事生產和生活。這種理念在經濟恢復和社會發展初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得社會能夠在自然的狀態下逐漸復甦。
另一方面，他也並不排斥儒家思想。例如，劉邦曾命叔孫通制定禮儀制度，以使朝廷的活動更加規範有序。
叔孫通以儒家的禮儀規範為基礎，為漢朝制定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朝儀。當這套朝儀施行時，群臣秩序井然，劉邦感慨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顯示出劉邦對儒家所倡導的禮儀秩序的認可和重視。
此外，劉邦還重視儒家所強調的道德教化。他鼓勵地方官員以儒家的道德標準來治理百姓，倡導仁愛、忠信等價值觀，以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透過這種文化上的包容和整合，劉邦試圖實現思想的統一，從而更好地管理國家。他明白，只有當百姓的思想和價值觀趨於一致，國家才能在穩定的基礎上實現發展和繁榮。
在漢朝初期的文化和政治領域，儒家思想，黃老思想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一個重要標誌，見證了劉邦在文化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的努力和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