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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異常地擔心起來。只見他緊蹙著眉頭，揹著雙手，在房間裡度來度去，也不理會我們。良久，才摸著自己本就所剩無幾的頭髮，嚴肅地對我們說：
“這樣，你們先回去，這件事我來處理。”
“啊？”本以為主任當場就會拿出什麼良策，而且即便沒想到對策，和我們討論討論也很好啊，誰知道他思考了這麼久卻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對此，我們多少有些失望，但是一看主任那副棘手的表情，我們也只好點頭說好，臨走主任倒是又附了一句，“記住，此事回去後一定不能張揚。”我們才隱約意識到了此事的嚴重性。
主任辦事倒不像其他官僚主義樣拖泥帶水，天剛黑，他就差來系裡的指導員把鄭民叫了去。老實說，除了鄭民不明其理外，其實我們都在等著這一幕，但是當鄭民被叫走後，我們又都陷入了面面相覷的沉靜，畢竟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可是卻幹了“告密”這樣的事，多少覺得有點不太光彩，同時我們也都各自揣測著鄭民接下來的遭遇。
鄭民是在指導員的陪同下回的宿舍，他一直耷拉著頭，悶不吭聲。指導員簡明地交代了下，說鄭民從今晚起暫時和他住，說完就收拾起鄭民的床被。指導員是我們學校光學系研究生，我們進大學時他剛好畢業，因為沒找到更好的工作就留在了學校當指導員，主管我們的學習等日常生活。學校為了方便他開展工作，就在宿舍樓底層給他安排了一間住房。等指導員再次帶著鄭民離開宿舍後，我們也再次陷入了沉默。
鄭民搬走後，在一樓的樓道上倒仍舊常能碰著，每次碰見我都覺得有些尷尬，相視一笑，就默然離開。在教室上課的時候，我倒是經常偷偷望向隔著幾排座位的他，他戴副厚厚的近視眼鏡，總是筆直地坐著，神情莊重。
後來，這麼過了半個學期，在我們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指導員又帶著鄭民搬回了宿舍。
指導員很體貼地幫著鄭民鋪好床後，就把鄭民支去開啟水，然後對我們說，鄭民其實不是我們認為那樣心理不正常，精神方面並沒有任何問題，只是家境不好而已，自己想多了就和我們產生了隔閡，又沒有及時化解，就顯得性格怪癖了些，希望我們不要對他有成見，應該在生活上對他多給予幫助。指導員也叫我們放心，在他的開導之下，鄭民已經變得開朗了很多。聽完指導員的話，我們竟然不約而同地如釋重負，原來我們一直都還在對舉報之事內疚。
指導員說的沒錯，鄭民真的變開朗了不少。他開始主動和我們聊天，還一起參加課外活動。沒事的時候，他仍舊喜歡坐在床上看書，只是再也不會坐上窗臺傻笑。知道他的家境不好後，我們也有意無意地嘗試分一些自己用不完扔掉又可惜的東西給他，他也總是欣然接受，並不像我們擔心那樣會難為情。於是，我們相處起來也就愈發自然。慢慢地，也就全然忘記了之前有過那麼一段不知道該怎樣冰釋的前嫌。
大一臨近期末的時候，我們宿舍裡的一幫人談到了即將回歸的香港。談著談著，就有人提到了寶島臺灣。那時的大學生都有著極高的政治抱負，一說到臺灣就耳脈賁張，大有挽起衣袖就要去將之收復的架勢。就在大家熱血高漲激情四射之時，鄭民卻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你們就只想著去攻打臺灣，可就沒想到這樣做會塗炭生靈。”我說，“鄭民，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收回的問題，怎樣收回是政府的事，想必在收復問題上他們也會不擇手段。”“與其那樣，不收回倒好。”我們就這樣你一言我一句話的，也不知道為什麼，竟然就發展成了我和他的爭風相對。僵持了一段時間後，我也就覺得這挺幼稚，就有意地沉默起來。鄭民卻不肯，仍舊對著我鬧鬧不休，我也是一時衝動，就衝他啐了一口，還罵他有病。這可不得了，鄭民瞪著雙眼就要向我撲過來，多虧宿舍裡的人眼疾手快，才把他攔截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