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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的軍事將領們，由於長期進駐在各諸侯國中，使他們實際地感受到各國社會結構的差異性，尤其組織鬆散又複雜的齊、楚兩國，更是他們所無法瞭解的。
實際進駐異鄉，也使這些領袖們真正體會到，中央與地方間的距離將造成統治命令貫徹上的困難。尤其是遙遠的齊、燕及荊楚，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當時，想強行貫徹法治主義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是保持半獨立的封建制度，較能有效地統治並管理這龐大又複雜的地區。
這些本土派領袖的父執輩，又正好是商鞅變法下的犧牲，為了有效集結國力，他們傳統的地位和權力都被剝奪了，包括自己家族原擁有的軍團，也被併入國家的武裝部隊中。因此雖然在習慣上，他們常能服膺於秦王室強有力的領導，但他們對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制度，可是一點兒也不熱衷的。
其實，這些本土派領袖的親身體驗，有不少很值得新政府在下決策時用以作調整思路的重要參考。只是這些長年馳騁沙場的老將，本身論理思辨的能力太差，又不善於說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們提出的論點，仍脫離不了傳統的常識，這種政治立場也和他們自我的直接利害關係太近，對於一向長於合理性思考的秦始皇，自然是沒有絲毫的說服力了。
以李斯為首的外籍政團，基於他們對傳統封建制度的失望，以及對秦國新法制的過份熱情，使他們對眼前政治環境的急速變化也有了盲點。雖然他們個人的權勢幾乎仰賴於秦始皇的信任，但在秦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下，他們是可以真正擁有實權的經營層，因此保有現行體制才是他們真正的利益。李斯等人反對封建制度的論點，其實也不見得完全是客觀的。
童年期由邯鄲回鹹陽後，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國，因此對齊、楚等國的距離遙遠和複雜性，是無法親身去感受的。雖然他一向擅長於合理性的思考和推論，但實務經驗的缺乏也常會造成前提假設上的偏差，自然在推論上也很難有正確的判斷了。
何況秦始皇自己也正沉醉在大成功的高度自信中，既然中央集權制度可以有效地讓秦國達成一統天下的目標，必然也能有效地統治這個國家。對秦始皇而言，這種推論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這次的廷議，表面上是各派對其理想制度所作的爭辯，其實更隱藏著派別權勢的爭奪。不論是本土派領袖或外籍派政團，都已不像早年的改革派大將——百里奚和商鞅，能針對客觀情勢的需要，為國家的長治久安作認真的思考；更沒有仔細去觀察，統一天下後，秦國客觀政治環境上的改變，已有必要作制度上的大幅調整了。如同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所講的，這些具有創造力思考的少數，由於迷惑於成功的華麗燦爛中，他們的創造力消失了，因此很快地由創造的少數成為了當權的少數，秦帝國的衰敗也由此開始了。
天下國家化，贏了面子輸了裡子
強大的作戰力，加上卓越的政治革新，使秦國能夠以單一國家的力量併吞天下，完成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統一。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廷議爭辯後，秦始皇裁定以國家主義原則，力行「天下國家化」的政策目標。接下來的工作，自然是度量衡、貨幣、車軌、文字等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的統一了。
華夏文明原本就是多種族、多文化的。每個地區的語言、文字、食、衣、住、行等生活習慣都有很大的不同，度量衡和貨幣也非常雜亂。特別是南方的楚國，由於採分權體制，地方勢力較大，即使在其本國內，語言、文字、貨幣、度量衡的制度都有很大的差異。
在這方面作得比較有系統的是東方的齊國和秦國本身。齊國是商業國家，鑑於通商的方便和需要，加上管仲早年所作的革新運動，使齊國這方面顯得較有體制些。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力求中央集權，因而在這方面也建立了較完整的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