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豪邁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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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正常人。
萊恩很想吐槽，非常非常想，但又不敢，只好憋在心裡。
“但就算這麼說，你短時間想必也說不出個所以然。”羅貝爾作沉思狀，不一會兒說道，“不如你暫且就當自己只是一般俘虜，和其餘人一起生活。如果能說服一些人接受我，自然最好，當然也不強求，如何？”
萊恩將劍柄末端抵在心臟前，躬身恭敬道：“遵命，大人。”
打掃戰場作收尾工作時，太陽早已落山，夜幕籠罩大地，涼爽的春夜不需要搭建繁瑣的大營。士兵們從隨軍的輜重馬車上卸下浸油的麻木，用就地取材的木棍搭好小帳篷，便三三兩兩地圍在石頭和木柴搭成的小篝火邊，跳著慶賀勝利的舞蹈。
慶祝沒有持續太久，在將馬車酒桶裡的啤酒分給全軍將士後，眾人便各自回帳，地為床、天為被，度過了幽靜的一夜。
“文藝復興之父”弗蘭契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十四行詩聞名，早年學習法律，後於教廷供職，擔任機要秘書。彼時教皇被囚於法國的阿維尼翁，失去領導者的羅馬教廷腐敗墮落，民眾苦不堪言。1347年，羅馬爆發大規模手工業者起義，“為民請命之英雄”柯拉·迪·恩佐在天主教世界的心臟建立了民選共和國，並當選首席保民官。
好景不長，由於柯拉雄心勃勃的共和制改革觸及了羅馬貴族的核心利益，某一日，被煽動的暴民對他發動了突然襲擊，柯拉的喬裝打扮被識破，被砍下頭顱後屍體於廣場倒吊三日，最終拋進臺伯河。
柯拉死後，彼特拉克心灰意冷，他辭去教廷內一切職務，接受了好友薄丘伽的邀請，前往佛羅倫薩大學擔任教授教授。柯拉死於暴民之手後，彼特拉克不再熱衷於民主共和事業，而是將目光轉向人文主義。
他主張“法的精神”，同時反對暴民政治和封建秩序，認為唯有匍匐在法律之下，民眾才可得到真正的自由。
羅貝爾正坐在椅子上閱讀的，正是彼特拉克翻譯的《論法律》與《論義務》，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古羅馬時代的政治家與法學家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暮色倉促，他沒有令士兵給自己搭帳，也沒有自己動手。他隨便拿了把小凳子，坐在尚未燃盡的篝火旁，就著微涼的月光與熹微的火星翻閱這本從科隆圖書館中“借走”的寶貴書籍。
他手上的兩本老書都製成於印刷術普及前的時代，封面的右下角標誌著原作者、譯者與抄書人的三串長名。
在這個最後與他明牌交戰的敵方即將覆滅的當下，擺在他面前的難題不再是如何存活下來，而是如何統治一個嶄新的國家。
這個國家還沒有完整的成文法，沒有基本的政治結構，有的只是來自千百年前法蘭克時代的歷史慣性——領主的農奴莊園，層層效忠的封建秩序，忠誠的騎士精神。但那更遙遠時代，譬如古羅馬古希臘時代的法治精神與人文主義，則相對沒落許多，僅僅作為民間學者書桌上的參考資料，而不被納入嚴肅的政治考量。
附庸風雅的領主或許願意資助文藝復興藝術的潮流，但不代表他們願意接受文藝復興真正的內涵：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與人本主義並不盡等同，其精神首先在於相對於往日“以神為中心”的“以人為中心”主張，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認定人類本身才是追求幸福與實現理想的主體，並由此勸導群眾追求現實生活的幸福，倡導人性的解放。
人文主義者反對將理想化甚至虛構的“神性”強安在人類頭上，而是歌頌人本身不完美卻依然崇高的智慧力量，義大利是天主教統治的中心，最殘酷的壓迫醞釀了最強烈的反抗。反對教廷專橫統治與封建秩序的新興市民階級與叛逆的知識分子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