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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讀好《四書》，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試得中；考試得中，才能改變社會地位，才能參加更高階的考試，才能作官。這樣就所有讀書人，都讀《四書》，都讀&ldo;五經&rdo;，國家鼓勵這樣做，社會上以此為榮，而且一延續就是幾百年。用現在的革命話說：即儒家思想、孔、孟言論不但武裝了每個進士、舉人，而且武裝了每個讀書人，武裝了整個社會。而且更符合社會自然規律，更符合人們生活實際，感情實際。所以它的確在五百年中發揮過作用，形成了深遠的政治影響。反之，如果五百年中，不把《四書》抬到這樣高度，作為法定考試命題範圍，人們就不會這樣去讀它，社會上就不會這樣熟悉它，其影響自然相對要小多了。其所以如此的兩個原因，就聯絡著這三個方面：即國家法定以《四書》命題；《四書》中孔、孟言論的符合社會實際需要；社會群眾由於科舉考試大利所在的強烈吸引，都去讀《四書》，造成其極大普遍性。
第二種作用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先說文化方面。中國文肇自遠古先民，成熟燦爛於周朝春秋時代，思想活躍，文化發達，一批偉大的典籍，從無到有，勃然出現，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栽下了足以生長千秋萬代的文化大樹，枝繁葉茂，一直生長到現在，仍有強健活潑的生命力。而掌握這份文化遺產，使之不斷延續下去，發揚光大，在中國傳統作法上，有一根本性的原則，即從根本基礎上掌握起，有所謂&ldo;書不讀秦漢以下&rdo;的說法，即在各個歷史時期，不管那代，都讀中國文化史上從無到有的那批原始典籍，即&ldo;五經&rdo;《論語》、《孟子》等書。漢代的人不讀司馬遷的《史記》、司馬相如的賦，也必先讀《詩經》、《禮記》、《論語》、《孟子》等等，唐代的人同樣如此，也不讀韓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詩，也是先讀先秦經典，孔孟的書籍。所謂&ldo;孔子聖之時者也&rdo;，這樣就使得先秦典籍、孔、孟言論，同各個歷史時期中活躍著的人，密切地聯絡在一起，其言論思想、觀點、見解，都活躍在各個歷史時期活人的思想活動中，這樣縮短了古今的距離，使相隔一兩千年的文化，形成一個整體，是一株枝繁葉茂，越長越蔥鬱的喬木。尤其明、清五百年中，制義取士，又以朱熹所編《四書集註》為惟一制義八股出題範圍，這樣使孔子、孟子真是家喻戶曉，似乎永遠生活在這些人中間。這對文化普及、延續起到重要作用。
再有中國歷史悠久，各代典籍眾多，四庫所收，各種書籍，成千上萬，汗牛充棟，如不從根本經典著作入手，又如何能學會讀書，選擇書種，繼承文化。以&ldo;五經&rdo;、《四書》作為根本，讀熟之後，讀《文選》、讀《史》、《漢》、讀李杜、讀蘇辛，以及老、莊、騷、賦，文字、訓詁，無往而不利。如果相反，則就無法完整系統地掌握中國傳統文化。試看清代大學者，不管史學家、漢學家、金石家、訓詁家、音韻家、詩人、詞人等等，都是《四書》五經先秦經典、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上發展而成的。因而可見長期的&ldo;傳經&rdo;教育，以《四書》、&ldo;五經&rdo;為根本基礎的文化傳授，對中國文化的延續和發展，是起過絕對保證作用的。說到這裡，就聯絡到教育作用了。
古今中外，各個歷史時代，其統治集團，不管是皇帝也好，總統也好，主席也好，都得要用受過教育、有能力、有學識的人，越是文明發達的時代、國家，需要的越多。雖然&ldo;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rdo;的話，曾經被批判的狗血噴頭，但遺憾的是改變不了客觀的事實。惟其如此，所以中國從孔子開始，以及後來各代，都極為重視教育，都重視人材培養。清代繼承明代制度，仍以八股文進行科舉考試。也可以說是延續了明代的八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