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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格納博士在經濟領域的許多方面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曾在維爾茨堡大學教過大課。他知識淵博，與政治家、經濟巨頭和貴族都保持著廣泛的聯絡，這在我為他起草範圍十分廣泛的書信中都能反映出來。華格納博士在他擔任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的參謀長期間，還發表了《經濟政策公開信》，其篇幅之長、內容之廣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華格納根據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從玻利維亞召回前上尉恩斯特&iddot;羅姆之前，臨時擔任了衝鋒隊的領導工作，這樣在1930年歲末之際我為華格納所從事的工作便中斷了幾周。

恩斯特&iddot;羅姆出生在一個慕尼黑鐵路總監的家庭裡，1908年當上軍官，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在弗萊瓦爾附近進行的第一場大戰役。他負過三次傷，彈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樑。1919年他作為德國國防軍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時認識了希特勒。作為與德國國防軍進行聯絡的人，羅姆是一名納粹運動的重要成員和希特勒的摯友。由於參與了1923隼的暴動他被開除出德國國防軍。1924年他又恢復了在德國人民自由黨的工作（國會議員），並組織起稱之為&ldo;先鋒隊&rdo;的納粹國防協會，自任該組織的領導，但是希特勒由蘭茨貝格監獄獲釋返回之後，他不得不把領導權交了出來。1928年底他作為總參謀部的中尉銜的軍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維亞）。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來，並且將衝鋒隊的領導權交給了他。

此後我在希特勒青年團全國指導處幹了幾周。這個單位當時設在一所私人住宅裡，我習慣了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那種快節奏的工作，在這裡我簡直感到像罰勞役一樣。當奧託&iddot;華格納博士於1931年1月1日擔任了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經濟政策局局長之後，他又要我當他的秘書。經濟政策局下設負責貿易、手工業和農業的幾個司，它們的辦公室都設在布里納爾大街54號巴格宮裡，經過改建之後，這個建築稱作&ldo;褐色大廈&rdo;，對面是羅馬教皇使節的住所。

當時，華格納博士總是在會談舉行過後向我口授有關內容的長篇報告。但從不提及談話夥伴的名字。他也經常外出旅行，回來後將情況口授整理成文字，擱置在辦公桌裡就再也不去問津。我經常對那些我當時認為不必要的抄抄寫寫感到惱火。另外我時常感到這樣做像是在故弄玄虛。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iddot;a&iddot;圖爾納出版的《親信華格納博士1929‐1932年的筆記》一書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華格納旅行和會談時的神秘夥伴正是阿道夫&iddot;希特勒。他的其他談話夥伴是弗朗茨&iddot;普費弗爾&iddot;馮&iddot;扎洛蒙和格雷戈爾&iddot;施特拉塞。我認為，華格納博士、弗朗茨&iddot;普費弗爾&iddot;馮&iddot;扎洛蒙和格雷戈爾&iddot;施特拉塞都覺得希特勒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天才，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都已意識到一種危險，即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誘惑力的口才幾乎使所有人都著了迷。因此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決定，利用與希特勒經常性長時間會談的機會，透過反問和提出異議的形式來檢查希特勒的可靠性，這樣做在希特勒看來當然是不愉快的。由於希特勒的直覺是不受邏輯思維支配的，它基於一種臆測，缺少邏輯基礎，所以，希特勒覺得他們好找碴兒，愛教訓人，且不聽勸告，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把他們拋棄了。

從後來出現的情況看，華格納、施特拉塞和普費弗爾以前對他們的命運所做的估計是合乎邏輯的。衝鋒隊最高領袖弗朗茨&iddot;普費弗爾&iddot;馮&iddot;扎洛蒙已於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