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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凡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很厲害的,主張全盤西化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幾乎沒有不反對毛澤東的;而真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則是毛澤東熱情的擁護者。後一種人要佔人民群眾的絕大多數。可以說,在肯定和否定毛澤東的問題上,實際上反映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我在1990年《最珍貴的東西》一文中說過:“我從許多事實中覺察到,敵對營壘中的人,有時候比我們自己的人看得還清楚。比如那個###吧,他在講話中就從來沒有忘記過‘批毛’,他說:‘一定要徹底批判毛澤東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繞開這個關鍵問題。’很明顯,他所說的‘改革’就是復辟資本主義。他很明白,毛澤東思想才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也從反面證明,毛澤東思想對於革命的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貴的。”因此,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採取肯定或者否定的問題,決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東歐和蘇聯等一大片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無一不是從否定斯大林開始,進一步否定列寧,否定馬克思主義,最後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而達到全面崩潰的。殷鑑不遠,值得我們銘記和警惕。
對待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和偉大人物,我們怎樣正確看待並進行研究呢?依我看,應當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採取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研究。比如,對待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如果我們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或者站在調和的改良派的立場,去觀察、去研究,那就只能得出荒唐的結論。此外,我們還要採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在看待歷史上傑出人物的作用時,歷來有兩種錯誤的觀點。一種是英雄史觀,即無限誇大傑出人物的作用,一種是不承認傑出人物的重大作用,認為傑出人物不過是歷史規律的奴隸。這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觀點。這兩者都不能正確地解釋活生生的歷史。19世紀末,俄國一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名叫普列漢諾夫。此人後來變成了孟什維克,但前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是一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這部著作裡,他就反對了上述兩種錯誤傾向。他說:“某些主觀主義者為了儘量抬高‘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認人類歷史運動是規律性的過程,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卻為了儘量強調這種運動的規律性而顯然決意要把歷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個人的活動在歷史上不能不發生作用這一原理置之腦後了。他們把個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東西’。這種理論上的極端性是與最狂熱的主觀主義所犯的那種極端性同樣不能允許的。為了反題而犧牲正題,也如為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樣,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有把正題和反題中間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統一成為一個合題的時候,才能找到正確的觀點。”我認為這才是正確的立場。
中國有句古話:時勢造英雄。一般說這話是不錯的,但還要加上一句,當英雄人物的活動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時,就能夠在推動歷史的發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我以為這就是上面所說的“合題”。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被帝國主義列強迅速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這是中華民族最黑暗也最危險的時期。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迫使中國人驚醒起來奮起抗爭。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異常悲壯的篇章。其中最偉大的先行者是孫中山。但是由於敵人的強大和資產階級的軟弱,孫中山雖然推翻了帝制卻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這一任務不能不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另一批傑出人物的肩上。於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一大批傑出人物便應運而生。適逢這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克思列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