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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3。 “兩個凡是”出臺（2）
在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後的第三天，即10月8日，華國鋒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議上宣佈：批判“四人幫”一定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對“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賬，他們的核心問題是陰謀篡黨奪權，解決“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幾天後，他在西北組會議上向高階幹部們表示：我們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這就是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貫徹執行得更好。
“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這是華國鋒為自己確定的根本的政治綱領，也是他的奮鬥目標。可以說，這就是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為自己樹立的第一個政治形象。他在講話中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還是按照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基本正確，有所不足”，“要注意解決有所不足的方面”。
華國鋒為什麼強調不要算“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賬？因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這幾個人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如果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賬，就會導致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毛澤東之所以遲遲沒有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原因也就在這裡。華國鋒還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江青他們代表不了。他還提醒說，要教育幹部注意“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不然的話，有人就會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過來。所以，要注意這個問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沖擊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項重大決定，即：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這是一部按照“左”的觀點編輯的著作，儘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和比較正確的思想，但不少文章還是帶有“左”的內容，尤其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左”的觀點。
毫無疑問，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本應該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必要步驟，但是，華國鋒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釋出的《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明確指出：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這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由此可見，本來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卻變成了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來就是“左”的產物卻當做右的東西加以批判，這就維護了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在這種思維支配下，“四人幫”被說成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認為他們“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大搞投降主義和賣國主義”，認定他們推行的是“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一條極右的路線。”並且把王、張、江、姚這四個人當做“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夥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31〕
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理論走向絕對化的結果，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實踐。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職務之後，對“階級鬥爭這個綱”，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而且貫穿於各個方面。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兩年多的時間裡，“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被反覆地宣傳和強調。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