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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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我說：“我算。”他說：“人不短了。”
我沒算我。可這些人都哭怎麼辦呢？我就講保爾，一講保爾都安靜了。車往醫院送，幾個廠長都坐著車來慰問。這個紅十字車剛一開就掉進溝裡了，司機也慌了，我一看，這個著急啊，車輪在那兒轉，我急了說大家推車。廠長都跟著我推車，最後又從工廠調了一個大卡車，拿鋼絲繩捆上才把車拉出來，把人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後，讓我住院，我無論如何也不住，其他人都住院了。有一個同志頭在小河裡泡著，被人發現後拉出來了，不拉出來他就憋死了。
我坐著車回來了。回到宿舍我就不能動了，想站起來，站不起來，想抬手扶著，渾身沒有知覺，但頭腦清醒，就是動不了。大家把我抬下車，送到宿舍。據說我就瘋了，得了神經病，我反反覆覆地說：“犧牲這個同志，我也有責任。”醫務室的護士守了我一夜，給我打鎮定針。
第二天非把我送到醫院。到醫院的當天，我就召集攝製組開會。休息了兩三天，我準備繼續拍。
在這之前先開追悼會，張羽同志的夫人來了，她很年輕二十多歲，才生了孩子，孩子還不會說話。這個同志前幾天還來了，現在她是我妹妹。我認了一個妹妹。本來這個孩子我想要，她不給我，是個兒子，現在天津工作得很好。後來她又結婚，我扮的主婚人。
開完追悼會接著拍，拍了一個月零11天，耽誤了十天左右，拍完了，犧牲了一個同志。當時接了很多慰問信，全國發了訊息。全國電影家協會、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廠都來慰問，創記錄，任務基本還算按時完成了。
那時我有個外號叫“拼命三郎”。拍《中華女兒》的時候，用了三個月時間，“拼命三郎”的外號是香港的副導演給我起的。他從香港剛回國參加工作，不像咱們這麼玩命。他說：“你簡直是個拼命三郎，沒見過。”從那時起，一叫叫了幾十年，後來我索性刻了一個大圖章：“拼命三郎”。我排戲是拼命。
我拍了《紅旗譜》。我拍了這麼多電影，這部電影的創作還在繼續，有好多後悔的地方，特別是後半部，要是現在重拍，有好多地方我要改。
搞創作就是這樣。除了我認為根本很糟糕的，雖然有生活，有很多成就，但也有很多敗筆，很多有待提高的。我總那麼想，怎麼才能拍得更好。那天談到最近拍的《邊城》，有一個鏡頭，應該拿掉，可我總拿不掉。當中有一個鏡頭是爺爺已經死了，外孫女說：“我爺爺死了。”當爺爺跟外孫女告別時，觀眾會意識到他死了，結果留下一個爺爺很安詳躺在床上的鏡頭，拿不下來了。我要求給我剪掉，誰也不給剪。
汽車撞火車的“拼命三郎”（3）
（陸華、凌麗 整理）
凌子風（1916—1999），原名凌風，北京人。著名電影導演。1933年考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期間與藍馬等組織美美劇社，並加入左翼星球劇社、美術家大聯盟。1935年考入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舞臺美術系。1937年8月在漢口中國電影製片廠擔任美工師兼做演員。1938年與張汀等組織抗日藝術隊，11月到延安，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到晉察冀抗日革命根據地開展革命藝術活動，先後擔任團委、編導委員長、歌劇組長以及邊區戲劇協會的鄉村藝術輔導、鄉村藝術學校校長、冀中軍區火線劇社社長等職。1944年隨“西戰團”返回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做教員。1945年赴張家口，在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任戲劇教員。1946年調延安電影製片廠。1947年任戰地攝影隊隊長，參加了西北戰役，後任西北電影工學隊教學部部長，石家莊電影、戲劇、音樂工作委員會主任，石家莊電影院經理，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東北電影製片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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