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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扈從
《論語·八佾》有云：“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許多人都以為，天子曹叡不責司馬懿戰敗與不問罪王凌妄行，乃是基於這種心理，但事實上卻是他的權術使然。
他是想借此機會，讓這些在外督掌兵權、控制邊郡之人出聲支援士家改革。
源於魏國乃是興起於中原腹心的干係，大河以北諸如幽並以及冀州等地是沒有士家的，且淮南、荊襄與雍涼三大戰區乃如今魏國戰事集中地，故而在推動士家的變革中，三大戰區的都督是否聲援與切實推行變得尤為關鍵。
其中，荊襄戰線不必說。
新到任的夏侯儒性情早就變得謹小慎微，出於天子說什麼他就做什麼的狀態，毋庸考慮他的意見。
雍涼源於地理與羌胡部落雜居的使然，外有蜀時常入寇，內有羌胡部落叛亂或者豪右恣睢，故而駐軍是最多的，意見也是最關鍵的。
天子曹叡不責司馬懿的戰敗，一來是為了維護司馬懿的權威，讓他在推行士家變革的時候阻力小一些，另一則是讓雍涼各部的驕兵悍將莫要再多事——真正要問罪起來，那些以辱罵、鼓譟士卒鄙夷等手段逼迫司馬懿出戰的將主，也逃不過被罪責。
一場問罪來下，人心惶惶、暗流湧動，自然也就不是能推行士家變革的時機了。
至於淮南~
那便是滿寵被召回京都洛陽計議的主要緣由。
自石亭之戰後，淮南戰區每每爆發戰事，都必然要依賴兗豫二州計程車家支援；危急之際則是由洛陽中軍馳援。
且在洛陽中軍輕裝馳援之際，亦免不了徵發這兩個州計程車家轉運糧秣輜重等。
可以說，若是淮南戰區對士家變革陽奉陰違，將會導致這項變革淪為一紙空談。
不過，還好。
作為酷吏出身的滿寵，門第並不高，且出仕以來不治產業、不與高門媾和，並非是苟利其身之人。
亦是在曹真亡故之後，魏國重臣之中天子曹叡膽敢透露心跡之人。
在歸洛陽之際，除卻正常的聚公卿計議之外，天子曹叡還以私宴的方式召了他數次單獨坐談，先行將有意推動士家變革之事告知了，然後問他的見解。
滿寵以為可行。
但得先有兩個前提基礎。
一是天子曹叡在此些年內當須輕徭役以積攢國力，讓士家看到魏國有對外征伐之力、也就是讓士家能有個看得見等得到的盼頭。
另一則是先取信。
猶如商鞅變法的“立木為信”。
變革的詔令朝廷隨時可以頒佈，但要想形成朝野共識，就要用切實的例子來證明。
這其中不僅是先讓一些士家透過戰功贖身獲田畝作為例子，更要讓底層的將率感受到，士家變革會他們帶來升遷的機會。
說白了，就是以利驅之。
軍中低階將率多粗鄙、士家幾無受學者，莫要給他們說什麼裨益社稷這種冠冕堂皇的話語，直接讓他們看到好處就行。
這兩點做不到，所謂的變革就是空談。
對此，天子曹叡深以為然。
故而也免了對王凌的問罪——
系出高門的他在治理州郡這方面頗有官聲，在地方上頗受世家豪右推崇，有他出聲附和士家變革，居朝的公卿百官也會以此覺得士家變革不會導致地方世家豪右受損，進而不會竭力發對。
可以說，天子曹叡這是玩了個以外掣內的權術。
讓在外掌兵事的都督聲援，進而讓居廟堂之高的公卿沒有反駁的理由。
畢竟，士家乃是兵事，他們這些在廟堂之人，總不可能比直接督領兵將的都督更清楚其中利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