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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以後，程頤擔任崇政殿說書，這是一個經筵官的差遣，為皇帝上課說經，他也真得以帝王師自居。人們對他說文彥博對皇帝還畢恭畢敬，他回答說：&ldo;他是三朝老臣，侍奉皇帝自應謹慎。我以布衣來為皇帝上課，不自重行嗎？&rdo;這種酸味，與蘇軾的風格格格不入。
司馬光死後數日，朝廷大享明堂，事後大家去司馬光邸宅弔唁，程頤以為於理不合，因為某天如果悲哀當哭，就不應該歡樂而歌。蘇軾當即嘲諷道：&ldo;這是漢代蒙冤被斬於市的叔孫通制訂的禮。&rdo;大概就在這時或前後不久，蘇軾還送過他一個綽號，叫作&ldo;鏖糟陂裡叔孫通&rdo;。 鏖糟陂是開封城外的地名，用來借喻程頤不過是一個蹩腳的鄉巴佬儒生，程頤這就結下了怨氣。
數月以後，蘇軾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出題策試館職，題目說：&ldo;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偷謂苟且）；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刻謂峻刻）。&rdo;蘇軾自辯說試題著眼當前吏治，且經御筆批點。朔黨的王巖叟以為蘇軾出題失當，推卸責任更罪不可恕。
蜀黨的呂陶上書辯護，挑明瞭蘇軾與程頤的個人恩怨，特別提到了朱光庭的籍貫，希望朝廷不要助長朋黨之爭。但王巖叟、朱光庭卻仍緊追不放，上書不止。範純仁的見解比較公允，他認為蘇軾&ldo;偶失周慮，本非有罪&rdo;，但&ldo;相互攻訐，流弊漸大&rdo;，不過朝廷也不必因此懲治上書言事的臺諫官。但高太后在為蘇軾開脫的同時，還是貶斥了有關的臺諫官。
透過這一事件，洛蜀朔黨爭正式公開化。元祐二年夏秋之際，哲宗因患瘡疹不能聽講經書，程頤就指責高太后：&ldo;既然皇帝不能上殿，太皇太后怎能單獨垂簾聽政呢？&rdo;高太后受不了這種道貌岸然的批評，免去他經筵侍讀的差遣。
洛黨不甘心自己在朝實力的削弱，賈易就上疏指斥呂陶黨附二蘇，背後有文彥博、範純仁撐腰。對這種不負責任的牽扯，高太后大為不滿，讓宰相呂公著懲處。呂公著雖以為賈易恣意詆毀，但因是臺諫官，責罰太重，不利於廣開言路，只是免去言職，外放州郡。不料賈易外放以後，還是咬住不放，超越了職權範圍，引起了普遍反感，被貶至廣德軍。
元祐六年，賈易再次彈劾蘇軾，這次翻的是舊帳。說是神宗去世時，蘇軾在揚州賦詩道&ldo;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也欣然&rdo;，全國人民悲痛萬分，他卻&ldo;聞好語&rdo;、&ldo;也欣然&rdo;，豈不罪該萬死。蘇軾這詩是在游上方寺以後所寫，與神宗之死了無關係。賈易繼吳處厚以後，企圖再製造一起文字獄，以打擊蜀黨。
元祐六年二月，劉摯由執政升為右相。劉摯性格峭直激烈，元祐初任臺諫官時嫉惡如仇，無意中開罪了不少人。投機分子邢恕曾與他同學與程顥門下。邢恕此人好鑽營，奔走於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和蔡確之門，神宗逝世前，在擁立新帝上押寶，差點把自己賠進去。哲宗即位後，他又替高公繪出主意，建議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便在高太后死後留個後路。高太后見奏，直到侄子大字不識一個，問明瞭底細，把邢恕發落到永州做酒監。
因有那麼一層交易，劉摯在信裡勸邢恕&ldo;為國自愛，以俟休復&rdo;。鄭雍、楊畏一直想找劉摯的碴，輾轉搞到了這封信，把&ldo;以俟休復&rdo;解釋為&ldo;等太皇太后他日復闢&rdo;，還蒐集到劉摯曾教過章惇之子功課的情報，一併呈送給高太后。
與此相呼應，揭發劉摯與邢恕交通的奏疏，高太后一下子收到十八份。她原來對劉摯的好印象，立即大打折扣，認為他籠絡章惇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