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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日後，參知政事趙抃見安石加強了新法的力度，感到再也無法與之共處在宰執集團之中，也上了一奏，說制置條例司派出的四十餘名青苗使者&ldo;騷動天下&rdo;，&ldo;財利於事為輕，民心得失為重&rdo;，自求罷政，出知州郡。韓絳補上了執政的空缺。
王安石急切地想把變法支持者提拔到重要崗位上。李定是他的學生，入京後大說青苗法便民，安石即推薦他面見神宗，以堅定神宗變法的信念。他還不顧任命的常規，把李定破格提升為監察御史裡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和李大臨堅持原則給予反對，最終都被擄去了知制誥的職務，硬是讓李定當上了御史。安石此舉應是考慮到臺諫喉舌多為舊黨，試圖在輿論上扭轉局勢。
這時，監察御史裡行程顥、張戩和右正言李常也分別上書反對新法，都被趕出了朝廷，以至數日之內，臺諫一空。王安石見輿論洶洶，便向神宗建議讓謝景溫當侍御史知雜事，景溫與安石是姻親，這一任命是有違臺諫迴避制度的。五月，撤銷了制置三司條例司，認為這一機構不合理的呼聲太多，其職能劃歸中書屬下的司農寺，由呂惠卿兼判。
曾公亮也只是變法的同路人，當初推薦王安石是為了排擠韓琦，見神宗十分信任安石，便順勢行舟，但表面上還作出有所不同的樣子。至此，他以年老自求罷相，蘇軾批評他不能糾正弊端，他回答說：&ldo;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rdo;這也證明熙寧變法前期神宗、王安石確實是同心同德配合默契的，神宗自己也對安石說&ldo;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rdo;。
十二月，韓絳升為宰相，免役法也正式在開封府試行。由差役改為僱役，不失為歷史的進步，但免役法的要害並不是&ldo;免役&rdo;，而在於役錢。按理說，差役既然原是鄉村上等戶的事，該差為僱，徵收役錢，絕無向鄉村下等戶徵收的道理。而免役法卻規定鄉村下等戶和女戶、單丁戶從此必須交納原先所無的役錢，無論如何這是額外的負擔。
於是，馬上就有東明縣的數百人聚集到開封府鬧事，一說這是反變法派策劃挑唆的。但問題正如知永興軍司馬光上奏所說：&ldo;有司立法，為錢是求。富者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rdo;因為對貧下戶說來，為了交納免役錢，豐年還可以賤糶其谷應付，災年只能殺牛賣田湊數了。
司馬光見上書未被採納，便一再要求神宗讓他改判西經洛陽御史留臺。熙寧四年四月，神宗同意他出任這一閒差，讓他專心致志去修《資治通鑑》。他到洛陽不久，呂誨去世，臨終喊著司馬光的表字說：&ldo;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rdo;但司馬光卻從此決口不論政事，修書的同時，他在冷觀風雲的變化。
熙寧六年四月，最後一名老臣文彥博辭去樞密使的職位，出判府郡。他看不慣市易法實行一年以來，連水果也要派官監賣，認為堂堂大國，皇皇求利，損國體而斂民怨。市易法是由國家實行對商業的壟斷，雖然確保國家能從商人手中奪走部分利益，卻在客觀上阻礙了商業經濟的發展，顯然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變法高潮中，這對君臣有一段著名對話。
神宗說：&ldo;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rdo;
文彥博回答說：&ldo;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rdo;
文彥博的話除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的自覺意識外，很容易令人得出反變法派代表大地主階級的錯覺，而神宗的話就更易得出變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和貧苦農民的結論了。實際上，無論何派，都是不折不扣計程車大夫，問題僅僅在於，反變法派是士大夫中的多數派（此即神宗所謂&ldo;誠多不悅&rdo;，也就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