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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君以“現實人生”的啟示、小說人物與語文藝術、現身說法、《武術匯宗》大張其目、開創“武打綜藝”新風、《偷拳》為末路英雄寫真、反諷社會現狀、“笑中帶淚”等小標題評介了白羽。葉君特別強調白羽坎坷一生與其刻畫小說人物深刻的聯絡。葉君這篇專論的最後一節，題目是“結論：中國的大仲馬！”在這段文字中，葉君引用魯迅的話“俠義小說之在明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因平民文學之歷七百年而再興也”。他批評“白羽在思想上有其歷史的侷限性，沒有真正認清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實不在於‘託體稍卑’（借王國維語），而在於是否能自我完善，突破創作，予人以藝術美感及生命啟示。因為只有‘稍卑’才能‘通俗’，何礙於章回形式呢？”葉文最後引用胡適青年時作“讀大仲馬《俠隱記》”感懷詩曰：“從來桀紂多材勇，未必湯武真聖賢；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胡適臨終重溫《俠隱記》，又慨嘆：“為什麼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沒有受到大仲馬的影響？”葉君對胡適遺言感嘆說：“嗚呼！胡適謬知中國怎麼沒有大仲馬呢？白羽就是中國的大仲馬！”筆者認為，葉君評價過高，但白羽終究是受大仲馬等西方文學名家的影響，可惜胡適未見，也未得他的評價。
蘇州大學徐斯年教授評論白羽武俠小說寫道：“許多武俠小說都著眼於‘亞社會’和‘亞文化’（注：不同於主體社會、主流文化的意思）的詭奇性和封閉性。白羽則取徑於塞萬提斯和大仲馬，而在本質上，他對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武俠社會描寫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特定形態。他注意揭示‘武林’這個的社會性而不是它的‘非社會性’。……白羽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這些都作為特定社會中的複雜的‘人際關係’加以描繪和展示。他筆下的俠客，自有其被世仇或境遇逼得團團轉的，由‘人際關係’所註定必然邏輯。他筆下的‘黑道’人物，也有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不得不向‘白道’狠下毒手的合乎人情的動機。”（引自《俠的蹤跡》）徐斯年對白羽作品的評價與張、葉二君基本相同，但他從另一理論深度評論。
《天津文史》1994年總16期編輯了“宮白羽研究專欄”，蒐集了16位文化名人撰寫的17篇評介白羽的文章（近七萬字），本處不再重複。
近代評論白羽寫青年奮鬥的碰壁反不如六十年前，其實這一特徵至今還有現實意義。白羽幾乎每部書中都寫有個性倔強的青年，《金錢鏢》中的楊華之倔強、碰壁，別具風格。倒多有文章讚揚《偷拳》中楊露蟬堅忍不拔精神；陳家拳的後代卻對小說關於太極陳秘惜絕技的描寫，公開著文提出異議，認為有損老人形象；真實不然，白羽特別欽佩的就是這種外冷內熱的老人，精心刻畫，毫無貶意。《聯鏢記》中“頭號壞人”鄧飛蛇忍辱十五年報仇，別有意味。筆者很欣賞《爭雄記》四卷（舊版，每卷六章）表現主人公袁振武做人的“四變”。《金錢鏢》及其姐妹篇《寒光劍》中文弱少年女子李映霞也隨所處地位的鉅變，作風驟轉。
近年還見到一些論述，有的將在其他地方介紹，如對某些情節的具體評論，又如葉洪生的某些眉批。葉君批了許多個“敗筆”，筆者不敢也捨不得略去，即使看法有異，也將文字商榷。只是不宜放在這一章裡。至於某些評論以對比其他名家之短來褒白羽者，拙作不願引用。有的專論把白羽捧得雖高，但具體分析卻缺乏基礎，亦不願引用。
當代香港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金庸都熟讀白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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