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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東亞各國適逢西方文明大舉東進的&ldo;數千年未有之變局&rdo;時代，泛中華文化圈各國都受到外來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戰。清王朝自顧不暇，周邊國家藩屬關係的存廢，基本無力迴天，但唯獨毗鄰東北的朝鮮，是少數幾個清政府想要極力維持宗藩關係的國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導的近代世界，近代意義上的國際法是規範國家間行為的法理依據，中國與屬國間傳統的宗藩關係是不被國際法所承認的。矇昧的清政府不懂得應以國際法認可的形式來重新確認與朝鮮等國的關係，只是一味強調其屬於祖宗舊制，希望以此得到國際承認。
&ldo;高麗屬國幾千年，何人不知？和約上所說所屬邦土，&l;土&r;字指中國各直省，此是內地，為內屬，徵錢糧，管政事；&l;邦&r;字指高麗諸國，此是外藩，為外屬，錢糧政事向歸本國經理，歷來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說不算屬國？&rdo;[5]
這使得中國在施行屬國交涉等各類國際法並不承認的權力時，很容易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利用，成為插足干涉的絕佳藉口。
近代朝鮮由李氏王朝統治，依附中國，對外奉行閉關鎖國的保守政策。1863年，國王哲宗去世無嗣，王族旁支李昰應的次子、年僅12歲的李載晃（後更名李熙）被挑選繼位。新君年幼，於是採用類似中國太后垂簾聽政的辦法，由李熙的生父李昰應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攝政，總攬朝鮮軍國大權。十年之後李熙成年，按例親政，李昰應不得不交出政權。李熙的王妃閔氏，即透過一部韓國電視劇而為國人所知曉的&ldo;明成皇后&rdo;，利用李熙性格柔弱，隱操政權，大量任用閔姓外戚胡作非為。本就國弱民貧的朝鮮，又處在國王、王妃與大院君的政治爭鬥中，更是滿目愁雲。
日本政府內執政的薩長激進派，從明治維新開始，就處心積慮想要瓦解中朝兩國間的宗藩關係，影響、控制朝鮮，將其變為日本登上亞洲大陸的橋頭堡。
朝鮮風雨（2）
1876年，日本利用朝鮮內政不合，透過武力威脅手段，在日、朝間簽訂了第一個外交條約《江華條約》。約文中，日本處心積慮地加入了&ldo;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rdo;的內容。明治維新之後，對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日漸熟悉的日本，利用中國、朝鮮的矇昧，用這段看似波瀾不驚的文字，從國際法角度埋下了瓦解中朝宗藩關係的伏筆。
當時朝鮮除了以高宗李熙、王妃閔氏等權貴為代表的事大派（親華派）之外，還有另外一股政治勢力。一些青年官員、文人目睹自己國家民不聊生的慘狀，積極探索朝鮮本國的自強之路，相比起中國來，一水之隔的日本近代化更顯成功。學習日本從而使朝鮮擺脫苦難的命運，成為這一派親日政治勢力的追求。朝鮮人為了自強的努力，立刻被日本政府視為可以利用的良機，極力培植朝鮮親日力量，意圖逐漸滲透、建立一個親日的傀儡政權。
1882年朝鮮爆發饑民和士兵暴動，隨即被大院君李昰應利用，守舊勢力藉此發動政變。雖然在國王李熙和閔妃的請求下，清政府最終派出軍隊予以平息，但暴動中日本駐朝使館遭到衝擊，善後談判時，日本獲得了在駐朝使館駐紮軍隊的權力。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朝鮮國內以金玉均為首的親日改革派開化黨認為宗主國此時無暇東顧，在日本暗中挑唆、支援下，發動武裝政變，企圖推翻腐朽的政府。事發後，中國駐朝軍隊果斷出擊平息叛亂。日本雖然未能實現顛覆朝鮮政府的企圖，但透過事後進行的中日兩國朝鮮問題談判，簽訂了附有&ldo;將來朝鮮國如有重大變亂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出兵，應先互行文知照&rdo;條文的《天津條約》，事實上奪得了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