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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到北京來的，那時曹頫已被扣押拿辦，家產已經抄沒，京中僅留餘房及少數奴口，而雪芹本人此時才不過是五歲的幼童，還不到就傅的年齡。這就說明，他在江南時期，即使聰穎早慧，也還來不及受到什麼較為正式的教育，而到京以後的家庭情況，也不會還有自請專師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就讀於族中其他支派下的家塾之中的。就他的放浪性格而看，大約聰明俊秀有餘，卻不肯勤學苦讀，因為具有這種性格的人，絕不會&ot;按部就班&ot;&ot;循規蹈矩&ot;地去唸死書，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對封建教育中所刻板灌輸的那一套東西，根本不發生興趣。從封建觀點來下考語，曹雪芹是個&ot;壞學生&ot;，書並沒有&ot;念好&ot;，--在《紅樓夢》的最前面不是還留下了&ot;雖我未學&ot;的自供嗎？就透露了這個意義。 在此有必要說明一下，那時代的所謂&ot;學&ot;，究竟是什麼？ 說到&ot;學&ot;，大家可能首先想到人們常常提起的乾嘉時期的&ot;樸學&ot;&ot;漢學&ot;之名，或且以為曹雪芹既然正是乾隆時候的人，生活在這種社會學術風氣之下，他之所謂&ot;學&ot;與&ot;未學&ot;，一定也就是指這個。其實大為不然。 第一，以真正漢學言，吳派始於惠棟，惠棟生於康熙三十六年，卒於乾隆二十三年；繼之者如江聲，生於康熙六十一年，卒於嘉慶四年。皖派始於戴震，戴震生於雍正元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常州派始於莊存與，存與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卒於乾隆五十三年。可以看出，這些&ot;創始&ot;人，除惠氏外，最多的也不過長於曹雪芹數歲而已，他們完全是同時人。而且雪芹年壽不永，反而先於諸學者下世了；在他生時，諸家還都沒有十分重要的著作問世；例如到雪芹二十歲時，惠棟才得見到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時尚未刊刻，兩年後才刻成）；雪芹三十一歲時，脂硯齋已再評《石頭記》（乾隆十九年甲戌），那時戴震才不過初至北京，稍為都中人士所知；雪芹四十歲去世之時，戴震因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段玉裁才得投札稱弟子，往從講學；到戴氏的《孟子字義疏證》成書與段氏《說文解字注》的始作，那已然是乾隆四十一年、雪芹逝世十餘年以後的事了，--不必再多列舉，只此已可見其時學人學術情況之大略先後。其時諸家壁壘粗成，流派未晰，所謂某學某派諸名目，那只是此後的人的概念和分析，雪芹生時，人們還根本沒有這種認識，而且&ot;漢學&ot;的勢力影響，這時也根本未曾打入滿洲八旗人的圈子裡去，旗人的&ot;學問&ot;，走的全然是另一條路徑。 第二，即以&ot;漢學&ot;而論，當時也還遠不是像後人所理解的已經取得&ot;正統&ot;學術的資格地位，最多，不過只被列入&ot;雜學&ot;之內而已。那麼，什麼才是&ot;雜學&ot;所不能擬議的&ot;正學&ot;呢？原來，那就是科舉制藝、時文八股之學！比曹雪芹只小了十四歲的章學誠曾記下過那種情形，值得我們重讀。他說： 前明制藝〔八股〕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許，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1752-1753〕，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ot;雜學&ot;、詩古文辭謂之&ot;雜作&ot;；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註：《章氏遺書·答沈楓墀論學》。並參看劉禺生《世載堂雜憶》77頁：&ot;當科舉盛行之時，其他詩文謂之&039;雜學&039;&ot;。憶《潛研堂文集》年譜中亦有此等例證。按&ot;雜學&ot;一詞亦見於《紅樓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