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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曾給來南京採訪的張純如做了20多天翻譯的楊夏鳴記得，張純如與我們一直以來的視角非常不同。“她希望採訪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並實地看一下集體屠殺的地點。”
在日軍曾經屠殺了萬人的燕子磯，張純如將攝像機的鏡頭對準了山下破舊的房屋，然後拉到遠處林立的煙囪，接著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隻和遙遠、朦朧的長江對岸。楊夏鳴說：“她彷彿是想再現當年那些試圖渡江的中國士兵那遙不可及的逃亡之路。”在採訪中，張純如不斷向被訪者追問那些生活的細節，甚至早上吃什麼東西，平時穿什麼鞋，那天的天氣如何？楊夏鳴知道，她是想盡量感受當時南京人的生活細節和氛圍。
正是這種細緻入微的採訪，使張純如與那段歷史和那些奔跑在逃亡路上的南京百姓產生了共鳴。因此，她的敘述才顯得那樣有質感。
其實，在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以前，我們國內已有很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學術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論述翔實，還獲了獎。但這些文章的敘述語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讀者會去讀。
時隔10年，當楊夏鳴重新翻譯張純如的書時，對書裡關於倖存者的敘述也曾有過疑惑。“書中記錄的第一個倖存者唐順山，經歷太有戲劇性了，我曾懷疑張純如敘述中有演繹的成分。”但當重新觀看張純如留在他那裡的採訪錄影時，他發現書中的記錄竟與倖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張純如毫無添枝加葉，僅僅用事實就打動了讀者。”
而國內那些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通俗作品，顯得過於情緒化和戲劇化，從而沖淡了史實本身給人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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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與具體的（2）
史實的力量，是最能打動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記憶猶新的，是他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位於距波蘭首都華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鎮上。1946年波蘭剛剛復國，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確立為國家博物館，並進行原地原貌儲存。
奧斯維辛集中營裡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講解，而是那些壁壘森嚴的圍牆，密佈四周的電網，高聳的哨所看臺，是那些曾經結束過110萬人生命的絞刑架、毒氣殺人浴室、焚屍爐……這些原貌儲存的場景，使觀者一進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氣場。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展廳裡成堆的遇難者穿過的鞋子，用過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猶太人的頭髮。這些實物比任何描述，給人心靈的衝擊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除了原地儲存的遇難同胞屍骨，更多的還停留在照片加說明的展陳方式上。紀念館所在的江東門地區，就是當年日軍集體屠殺南京百姓的一個“萬人坑”遺址。可在1984年建館的時候，建設者們並沒有刻意尋找遇難者的屍骨，以至於1998年當他們在館內整理草坪時才發現這些遺骨。紀念館研究部主任梁強說：“當時想趕快把館建成，也沒有注意挖掘這麼重要的歷史證據。”
2004年，猶太人大屠殺遇難者姓名中央資料庫建成，人們可以從中查到300萬左右遇難者的姓名和個人資料。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哭牆”上僅鐫刻著3000個遇難者的名字。這個巨大的反差刺激著朱成山的神經。
2007年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紀念館要進行第3次擴建。新館建成後，展廳面積將從原來的900平方米，擴大到6000平方米。這麼大的展廳，展覽什麼？怎樣才能幫助人們找回對那段歷史的情感記憶？
朱成山想到了參觀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那個裝滿遇難者檔案盒子的展廳。“那個展廳裡，檔案盒從上到下裝滿了整面牆壁。每個可以蒐集到的遇難者都有一個屬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