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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小說把心愛的人物都寫成聖人，把對手卻陷入罪惡淵藪，於是設下批判，此為‘正派’，彼為‘反派’；我以為這不近人情。於是我把柳姑娘寫成一個嬌豪的女子，目中有己無人。但儘管她性行有若干缺點，她的為人仍還可愛，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謂‘紂之惡，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那種‘歸惡’與‘歸善’的寫法，我以為不當。我願意把小說（雖然是傳奇的小說）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面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厄運、壞人也許獲善終；你雖不平，卻也沒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原載《話柄》）
從白羽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我國傳統文字和西方文學都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力圖使二者結合，並取長補短。這些認識，以及從他的小說中，都不難看出白羽受魯迅教誨的痕跡。當然，魯迅絕無心培養一個武俠小說作家，但在魯迅精神雨露下別生一枝異花，倒值得人們研究。
總之，三四十年代的評論，也都帶有“左”的正統文學的色彩，這反映了中國文化觀念的歷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評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的評論家姜德明發表《魯迅與宮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現於報端；不久，姜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幾句：對宮白羽的武俠小說應該研究一下。從此開了頭，作家馮育楠撰“文壇悲士宮白羽”數千字，再寫《一個小說家的悲劇》萬餘字，進而撰傳記文學《淚灑金錢鏢》十七萬字。
天津文學界對《淚灑金錢鏢》開了作品研討會，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學家張贛生在會上說：白羽的“悲”，一是個人經歷之悲，另外還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俠小說之“悲”。他若不自卑，憑他的文學修養，可以把武俠小說寫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驥良認為，《偷拳》也可以算做“純文學”作品。（以上二君發言，筆者只憑與會記憶，無文字依據。亦未再與二君核實。）
在這個會議以前，天津《今晚報》1985年3月12日刊出張贛生《話說武俠小說》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家的論點。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贈一套臺灣葉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錢鏢》，筆者讀葉君所撰“白羽小傳及分卷說明”和他的眉批，甚欽佩其知識之廣、研究之深，但也發現個別事實失誤。筆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給中國新聞社。撰文是請梁羽生先生介紹登港報，給葉君補充若干史實；他介紹給武林盟主、《明報》老闆金庸，登在《明報月刊》。投稿是葉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卷十七，彌補他的“遺珠之嘆”（葉君用語），刊於香港《快報》。資訊反饋，葉君來信。筆者贈葉君《話柄》影印件，葉君推薦給臺灣《中時晚報》連載，並又撰一文，評介白羽。
八十年代評介白羽之文較多，有的評價過高，筆者不敢引用（如作家劉紹棠《敬柳亭說書》序）。這裡筆者只摘抄當代海內外評論家的幾篇文章的部分段句。
張贛生在《河北大學學報》刊出《中國武俠小說的形成與流變》專論，他認為白羽“既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且飽經世態炎涼，這就使他借武俠小說來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看法。他筆下的俠客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現實武夫，他不把武俠當作救世主來崇拜，而是透過武俠思想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批判了社會的黑暗；在寫武俠的可親、可敬的同時，也寫了他們在現實面前的可憐、可笑和可嘆、可悲。諸如：一塵道人的捉賊受害，鐵蓮子柳老英雄攜女賣藝招婿受辱，武林泰斗十二金錢俞劍平在官府面前低聲下氣，乃至陸嗣清的行俠受窘等等，都是歷來武俠小說所未曾觸及的一面，是白羽把武俠傳奇拉回了現實人生，才開拓了這個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