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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繁瑣考證。他對一些鄙瑣不堪的小事體和舊社會的達官貴人，王妃妓女特別感興趣，如楊貴妃身體是胖是瘦，體重幾何，入宮以前是不是處女，等等。他還特別考證出‘楊貴妃和安祿山之間究竟發生過關係沒有，以及皇帝穿的龍袍是刺著五個爪的龍，大臣穿的蟒袍是刺著四個爪的龍等’。他還厚古薄今地講一些陳詞濫調，搞一些無聊的考證，如講《鶯鶯傳》時，鶯鶯是‘如何把淡妝短眉變為濃妝細眉’；講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時，居然考證出了那個在船頭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婦，祖籍何處，什麼人種，什麼年月、什麼歲數入的妓院，在長安屬第幾流妓女，何時退居二線，何時嫁與做何生意的商人，屬於二房還是三房，是婦人還是妾身，等等。”從此文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的博學和為學態度。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蒐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絡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絡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對藏學、突劂學研究，陳寅恪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他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雙目失明之後，仍能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這樣的鉅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而《別傳》的寫作緣起，又起因於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極富浪漫色彩。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晚年的陳寅恪“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隨著政治高壓的加強，發表、出版自由都喪失了，還有時時刻刻紅衛兵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85萬字鉅著《柳如是別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
【純儒】
中國近現代文壇，能當“純儒”兩字的只有陳寅恪。陳先生一生只知治學，不願為官，不關心政治，不參與黨派之爭；陳先生提攜後進，但結黨而不營私，從不搞門第之爭；陳先生學貫中西，但始終以國學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學西學只為更好地研究國學；陳先生一生以傳道授業為已任，眼盲、臏足，仍堅持上課，進行研究。
陳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後一任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人悲憤之下，籌劃成立臺灣共和國，擬奉唐景崧為總統，參與此事的人中也有陳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陳寅恪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寅恪七載同學的俞大維在晚年回憶時曾這樣說過：“到了中、晚年，對他（陳寅恪）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一是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文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二是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當時王國維居住在清華西院，陳寅恪經常到王氏住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