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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這件事，等待著他的命運也是同樣的。因為那時政治形勢有變，&ldo;四人幫&rdo;借批&ldo;大儒&rdo;為名攻擊周總理。於是一個霹靂天下響，下面的人馬上跟進，全國都展開了&ldo;批林(彪)批孔(子)&rdo;運動。上海還舉辦了&ldo;黑畫展&rdo;。
我們對政治一向反應遲鈍，不知道矛頭是指向周總理。素來敬仰周總理的爸爸在1974年3月6日給新枚的信中還很得意，說他應畫院要求，寫了一張大字報。他說：&ldo;上海正在&ldo;批孔&rdo;高潮。我也寫了一張大字報，去畫院張貼。我寫了小字，他們代我寫成大字報，說是省我勞力。照顧可謂周到。&rdo;
我們起先以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寫大字報，那不是把他也看作&ldo;革命群眾&rdo;了嗎!居然也暗自欣喜。誰又知道那是在批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就在這封信裡，爸爸還說：
求索字畫者甚多。但我多寫字，少作畫，寫字用魯迅詩，畫總是《東風浩蕩，扶搖直上》(兒童放紙鷂)，或者《種瓜得瓜》。上海書法展覽會中展出了我的字，於是我的書名大噪，求畫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興。畢竟寫字少麻煩。
豈料不久之後，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畫院接受批判。事隔約兩個月以後，爸爸於1974年7月11日寫給新枚的信中說：
來信語重心長，我很感動。此次為鞏固&ldo;文革&rdo;成果，上海又開批判會，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內。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畫了一幅不好的畫給人，其人交出去，被畫院領導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顧，叫車子送我回來(上海現在三輪車絕少，三輪卡也少)。第一次在畫院，不過一小時，一些人提出問題，要我回答，我當然都認錯，就沒事。送我回來，外加叫一個小青年騎腳踏車送來，恐防我走不上樓。第二次在天蟾舞臺，那是聽報告，不要我回答，不過報告中提到我的畫。這次南穎陪我去，他們叫三輪卡送我回來。事過兩月，我的工資照舊一百二十元，&ldo;內部矛盾&rdo;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後，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戶，墨也不出戶。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過行事。
所謂在天蟾舞臺&ldo;聽報告&rdo;，是爸爸怕新枚擔心，特地寫成&ldo;聽報告&rdo;。其實就是對包括他在內的幾個畫家(劉海粟、程十髮等)開批判會，只是沒讓他們上臺而已。據說這次爸爸入場時，與會觀眾紛紛轉身觀看，他們是想一睹這飽受苦難的大畫家的風采啊。
這次批判的內容，其中一幅畫正是《賣花人去路還香》。看來這本尺頁已落到了造反派手裡。他們把&ldo;賣花人去&rdo;說成&ldo;賣畫人去&rdo;。於是大做文章，說豐子愷被打倒了還說自己香，他還在放毒!此外還加了另外的畫如《滿山紅葉女郎樵》，說這幅畫是誣衊&ldo;三面紅旗&rdo;落地。後來出版界開批判會時也提到這幅畫。我心中納罕。一看以後，才明白那幅畫中從樹上落下來的紅葉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1974年4月24日寫給新枚的信中就提到過這幅畫受批的事：
有一工廠中，貼一張大字報，說我的《滿山紅葉女郎樵》是諷刺。紅是紅中國，樵取紅葉，即反對紅中國。然而沒有反響。見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後不再畫此畫，即使畫，要改為《滿山黃葉女郎樵》。
一幅《滿山紅葉女郎樵》，竟有種種解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有時想想，上頭定下調子來要批判幾個人作為政治上的陪襯，在上海，爸爸作為美協主席、畫院院長，總是逃不了的。雖然可批的內容已經批過好幾回，但誰讓爸爸一生畫那麼多畫，隨便再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