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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弄清楚我對這些記述應當相信到何種程度以前，我卻無法決定該抄錄哪些內容。最嚴肅的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斯本人就曾間接承認，他重述了一切能為基督教增光的記載，卻略去了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丟臉的東西。這樣一種承認不免會使人懷疑，一個如此公開違反歷史學基本法則的作者，恐怕對它的另一條法則也未必會嚴格遵守。而優西比烏斯本人，幾乎和任何一個同時代的人相比，都更少輕信的色彩，並更為熟悉宮廷裡的各種手腕，也使這種懷疑更為可信了。在某些特定場合，當政府官員為某些個人的利害或冤讎所激怒、當殉教者的狂熱情緒促使他們忘記了小心從事的準則，甚至忘記了起碼的體面，竟然動手推倒祭壇、對皇帝肆意漫罵、毆開啟庭審案的法官的時候，那恐怕不論什麼樣人類所能想像、最堅強的信念所能受忍的種種酷刑都會用來加在那些虔誠的犧牲者的身上。然而，有兩個無意中提到的情況卻讓人體會到，一般對那些被司法官員逮捕的基督教徒的處置實際並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麼不堪。1被判在礦坑中勞動的信徒，由於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完全可以在那些陰鬱淒涼的住處修建小教堂，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2主教們不得不去阻止和譴責一些自動向行政官員投案的頭腦過於發熱的基督教徒。他們中有些被貧困和債務所迫，盲目地希望藉機光榮的死去以了結自己悲慘的一生；另一些則天真地希望經過一段短時間的監禁便會洗去自己一生的罪孽；還有一些人則出於一種不光彩的動機，盼著得到一大筆教會給予坐監者的補貼，使他們從此可以過較富足的生活。在教會戰勝它的一切敵人之後，被囚的人出於私利和虛榮心的考慮，都極力誇大各自所受苦難的程度。時間或地點的距離使他們完全有充裕的餘地可以信口開河地編造：
誰誰的傷口如何頓時自愈，誰誰轉眼恢復了健康，誰誰斷掉的肢體立即神奇地又重新接上等等，關於神聖的殉教者的各種例證，他們全可以十分方便地頁面用來解決編造的困難和壓下別人的改正意見。最誇張的傳說，只要有助於為教會增添光彩，便會受到輕信的會眾的喝采，得到有權力的教士團的容忍，並為教會歷史採用一些可疑的證據所證明。
關於流放和監禁、苦難和折磨的含含糊糊描述，在一個伶巧的演說家的筆下，十分容易被任意加以誇大或沖淡，使得我們不得不決定對一個更為清楚、不易篡改的事實進行一番探索；那就是由於戴克裡先、他的共治者以及他的繼位者頒布的敕令而喪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傳說記載了整支軍隊和整個城市的市民如何在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迫害怒潮中被一掃而光的例子。更早一些的作家則僅僅滿足於不著邊際地悲憤地大發一通牢騷，卻都不屑於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容許用鮮血證實了自己對福音的信仰。不過，從優西比烏斯的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僅只有9位主教被處死；而根據他具體列舉的巴勒斯坦的殉教者名單，我們可以斷定，真正被加上那個稱號的基督1教徒也不會超過92人 。由於我們不瞭解那一時期一般主教們的熱誠和勇氣究竟如何，我們也便不可能從這些事實的前者作出任何有用的推斷；但其後者卻可以幫著確證一個十分重要和極為可能的結論。根據羅馬帝國行省劃分的情況看，巴勒斯坦的面積可以看作是東帝國的1/16：而既然有些總督不論是出於真誠的還是假裝的仁慈，始終不曾使自己的手上沾染基督教徒的鮮血，我們也便有理由相信，那個過去的基督教的誕生地，在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治下被處死的殉教者至少應佔全國殉教者的1/16；那麼其全數便可能達到1500人，這個數字如果按這場迫害延續的10個年頭平均分配，每年實際犧牲的殉教者則為150人。在義大利、阿非利加，也許還有西班牙等省，經過兩三年之後，嚴峻的刑法或者被暫時擱置，或者被廢止了，這幾省如果也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