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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國家的開端大批道路的修建以及驛站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朝廷與各省之間的頻繁交往。但是這些有用的設施卻有時被濫加利用，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弊端。總共僱用了二三百名驛站員或信差在辦公室長官的管轄之下工作，負責通報每年選定的執政官的名冊，以及皇帝的敕令或戰爭得勝的訊息。他們不知不覺中竟然擅自報導他們所見到的某些行政官員或某些普通公民的所作所為；因而很快便被看作是君王的耳目和人民的禍害。在一種軟弱無力的有害統治的影響之下，使他們的人數令人難以置信地增加到了10000人，他們完全不顧當時雖然無力卻也三令五申告誡他們的法令，竟把那有利可圖的驛站業務變成了掠奪性的壓榨工具。這些經常與皇宮有聯絡的密探，在常常能得到好處和獎勵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發現某種在進行中的叛亂計劃，從輕微的甚至頁面暗藏的不滿到打算進行公開叛亂的準備活動。他們的不可侵犯的貌似熱忱的面具遮掩住了他們對真理和正義的隨意踐踏或罪惡的歪曲。他們可以把誣陷的毒箭隨意對準任何一個有罪或清白無辜的人的胸膛，只因為他惹怒了他們，或不肯花錢買得他們的沉默。每一個或許出生於敘利亞或者出生於不列顛的忠誠臣民都有被戴上鐐銬拉到米蘭或君士坦丁堡的法庭上去的危險，或至少會有遭到某種厄運的恐懼；在那裡他們將面對那些擁有特權的告密者的罪惡誣陷，為自己的身家性命進行辯解。而按當時採取的一般法律程式，只有絕對的必須才能容許辯解；如果定罪的證據不足，完全可以隨意使用酷刑以求得到補充。
這種罪惡的一般稱之為審判委員會帶有很大欺騙性的危險的實驗在古羅馬的司法界雖允許存在，但並未得到公開承認。羅馬人只將這種血腥的審訊辦法用在奴隸身上，他們的痛苦，不論從正義或人道的角度來講，在那些傲慢的共和國人的眼中，是完全不足掛齒的；他們如果沒有確鑿的犯罪證據，是決不會同意對一個公民的神聖的肉體進行折磨的。看一看從提比略到圖密善這些暴君的政史，那裡也許詳細記載了許多濫殺無辜的情況，但是，只要國民自由和榮譽的思想還能發揮一定的影響，一個羅馬人在臨終時刻是決不1會受到屈辱性的酷刑 的。然而，各省行政官員的行為並不受羅馬城的行為準則或羅馬人民嚴格的信條的約束。他們發現酷刑的使用不僅限於對付東部暴君統治下的奴隸，還用於對付只服從受憲法制約的君主的馬其頓人；用於靠自由經商而興盛起來的羅得島人，甚至還用於對付維護並提高人的尊嚴的雅典人。由於各省居民的默許，使得各地總督獲得了，或者說奪得了隨意使用殘酷刑具的權力，從強使一些遊民或平民罪犯交代出他們的罪行，直至逐漸發展到完全混淆了等級界線，完全置羅馬公民的基本權利於不顧。臣民的恐懼心理使他們不得不請求頒布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也十分願意頒發這些特別豁免令，這實質上是變相容許使用，或甚至授權廣泛使用酷刑。它們保護了所有屬於傑出的或德高望重階層的人；保護主教和他們下屬的長老、講授人文學科的教授、士兵和他們的家屬、市政府官員和他們三代以內的子女，並保護所有未成年的兒童。但是，這帝國的新的司法制度卻又加進了一條致命的原則，那便是隻要一牽涉到叛國罪，其中包括律師經過深文周納證明某人對皇帝或共和國懷有敵意，那一切特權便全都無效了，那所有的人的地位也便一律變得同樣可悲了。由於不容懷疑，皇帝的安全比任何公正和人道的考慮都更為重要得多，因而老人的尊嚴和青年的無知全都同樣被置於最殘酷的刑罰之下了。這種無端被告密，被指控為一項全出臆造的犯罪活動的同謀者，或僅僅是被指控為見證人的恐懼永遠懸在羅馬世界一些主要公民的心頭。
任何一個一味趾高氣揚，或整天垂頭喪氣的民族都不大可能對自己的實際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