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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倒背黨史如流，說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運動如數家珍：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高崗、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乃至四清。大學校裡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更緊，新生一進校門立即開展“學習目的大討論”，接著是“紅與專問題大討論”。平時除了必修的政治課程外，經常有“形勢報告”、“黨課”教育、階級教育、革命傳統教育，還有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等等。旨在讓我們每個青年學生提高階級覺悟，樹立政治是靈魂、是統帥的思想，以粉碎帝修反的陰謀防止“和平演變”的發生。黨組織還教育我們僅僅有“報恩（報黨恩）”的思想是不夠的，必須樹立使命感，必須把樸素的階級感情提高到自覺地為黨的事業奮鬥、獻身的高度，要知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你的一切都屬於黨和人民。我們大多數學生都自覺地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把政治做為一門主課；我們時刻不忘自己是黨的人、是人民的兒子（雖然我們還不是共產黨員）。可以說我和我的大多數同代人的骨髓都是紅的，是被理想主義和亢奮的革命激情浸紅的；可以說我們對於英雄和偶像的崇拜也是達到了極致的。我們耳聞目睹的是古今中外，哪一個國家、地區的革命（姑且將凡是具有推動歷史前進的舉動都稱之為革命）都不可以與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相提並論（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影響、意義等等）；哪一位英雄偉人也不可能與我們的偉大領袖相媲美（無論功業、能力、水平、氣度、膽識、風采等等）。以上種種，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無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許，這些就是我們一代紅衛兵之所以成為被驅使的工具的內在原因吧。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軍報》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無疑使人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現在有一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正在向黨猖狂進攻，他們之中有的已經暴露，像寫《海瑞罷官》的吳晗、寫《燕山夜話》的鄧拓、《三家村扎記》的作者之一廖沫沙，還有一些尚未暴露的也是具有更大危險的人物，他們像定時炸彈。他們的陰謀一旦得逞，我們的黨就變修、國就變色，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行，這絕對不行！我們堅決不答應，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實在是太必要、太及時，太偉大了！我在心中已經嚴陣以待，隨時準備上戰場。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三家村”》。這是一紙戰鬥檄文，它拉開了“浩劫”的序幕。全國的文化戰線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立即開始聲勢浩大的批判《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的政治運動。他們召開了動員大會，很多學校、文藝團體都搞了誓師大會，同時還結合本單位的情況“上掛下連”，有組織、有計劃地把那些在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中定了性的“階級敵人”交付給群眾批判鬥爭（後來所謂的“拋死狗”即指此而言）。為了將這些“階級敵人”打倒，黨組織認為廣大群眾必須充分認識這場運動的目的、意義，提高政治覺悟，加深無產階級感情。因而，各級黨委領導做了全面深刻的動員後，各基層領導再次逐層逐級動員。同時，他們還以各種方式抓緊進行更廣泛更強大更深入的階級教育，包括參觀“階級教育展覽”、“萬人坑”、“萬忠墓”和請苦大仇深的革命老前輩、老工人、老貧農做“憶苦思甜”報告、唱“憶苦歌”、吃“憶苦飯”等等。應該承認，這些看似與平素所進行的革命傳統教育沒有什麼區別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當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為平時的教育是抽象的、泛泛的，也可以說是虛的、空的，因此感受浮淺，影響短暫。而現在則是具體的、實在的，讓你感覺到苦難就在你面前、危險就在你身邊，讓你頭皮發麻、脊背發涼，似乎屠刀已架在自己脖子上了。尤其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