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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二年&rdo;，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為天津鍾懷柔先生寫的自傳中，卻有這樣的話：
&ldo;三十五歲，即一九三二年秋，緣緣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鄉，居之至今。&rdo;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記載的緣緣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難以判斷。我覺得爸爸寫文猶如作漫畫(而不是作工筆畫)，有時只記一個大概。這種情況我發現過不少。因此，我們只能推測為1932年秋開始建堂，1933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緣緣堂的期間我們住到哪裡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這才有李家大媽叫我到新屋去拾發火柴的情節。
緣緣堂後面的三間平房，據說是用原來的平屋拆下來的材料建成的。平屋雖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況。
爸爸對孩子有特殊的感情，修繕平屋時處處為孩子著想。據說平屋邊的空地上有滑梯，有蹺蹺板，有沙坑，有跳高用的架子，可升降的。平屋的院內有竹子，有大樹。那時在沒有綠地的小鎮上，私人住宅裡置備這些設施，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親友們的孩子都來玩，把它當作公園。
平屋的格式，有點像後來新建的緣緣堂後面的三間平房，我二哥豐元草是1927年平屋時期出生的。
爸爸造緣緣堂的動機，還是在我祖母鍾雲芳(1864‐1930)去世以前。爸爸雖有過兩個弟弟，卻相繼夭折(我們都沒見過)。解決住房的責任自然落到獨子身上。何況爸爸那嫁在縣城崇德(今崇福)的姑母豐黹紅和嫁在湖州練市的二姐豐幼，常回家省親，窄小的老屋如何容得下。那時爸爸開始有點積蓄了，便答應祖母造新房子。爸爸在《辭緣緣堂》一文(1939年)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三十歲上送妻子回家奉母。老屋哺育了我們三代，伴了我的母親數十年，這時候衰頹得很，門坍壁裂，漸漸表示無力再蔭庇我們這許多人了。幸而我的生活漸漸富裕起來，每年多少有幾疊鈔票交送母親。造屋這念頭，有一天偷偷地從母親心底裡浮起來。鄰家正在請木匠修窗，母親借了他的六尺杆，同我兩人到後面的空地裡去測量一會，計議一會。回來的時候低聲關照我：&ldo;切勿對別人講!&rdo;那時我血氣方剛，率然地對母親說：&ldo;我們決計造!錢我有準備!&rdo;就把收入的預算曆歷數給她聽。這是年輕人的作風，事業的失敗往往由此;事業的速成也往往由此。然而老年人腳踏實地，如何肯冒險呢?六尺杆還了木匠，造屋的念頭依舊沉澱在母親的心底裡。它不再浮起來。直到兩年之後，母親把這念頭交付了我們而長逝。又三年之後，它方才成形具體，而實現在地上，這便是緣緣堂。
新屋造好後，其實爸爸自己住在這屋內的日子並不多，他總是忙忙碌碌地奔走於滬杭和石門之間。不過他把緣緣堂作為永久居住的一個巢。從滬杭回來，可以嘗到&ldo;童僕歡迎、稚子候門&rdo;的情趣。所以他對緣緣堂要求很高，親自設計，力求既美觀又實用。他在《辭緣緣堂》一文中說：
緣緣堂構造用中國式，取其堅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風，取其單純明快。一切因襲，奢侈，煩瑣，無謂的佈置與裝飾，一概不入。全體正直，(為了這點，工事中我曾費數百元拆造過，全鎮傳為奇談。)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
所謂拆造，是這麼一回事：那塊地基是不規則形，南邊比北邊寬，建築工人為了佔盡地皮，把房子造成和地基一樣，致使東面多了一塊三角地。估計爸爸當時離開了石門幾天，回來發現這一情況，哪裡容得!東邊的房間北窄南寬，如何擺放傢俱!這是藝術家絕對不能容許的。他認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養孩子們正直的天性。於是爸爸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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