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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聽匡衡解說《詩經》，能使人眉頭舒展，心情舒暢，可見匡衡對《詩經》理解之深。
但匡衡的仕途在一開始卻並不平坦。
根據漢朝規定，博士弟子掌握“六經”中的一經，即可透過考試獲得官職，考試得甲科者，可為郎中，得乙科者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補文學掌故。
匡衡九次考試，才中了丙科，被補為太原郡的文學卒史。
但匡衡對《詩經》理解之深，已為當時經學家們所推崇，當時身為太子的元帝也對其深有好感。
漢元帝即位後，任用匡衡為郎中，遷為博士，給事中。
這時，京城長安一帶發生日蝕、地震等災變，匡衡乘機上書，引用《詩經》表明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勸元帝“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
“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慾之路”（《漢書·匡衡傳》，下引同），然後再在百姓中推廣道德教化，弘揚禮讓仁和之風。
匡衡的奏書得到元帝的讚賞，匡衡因此遷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在後幾年裡，漢元帝十分喜好儒術文辭，尤喜愛《詩經》，曾多次親自聽匡衡講《詩》，對匡衡的才學十分讚賞，因此任匡衡為御史大夫。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丞相韋玄成病逝，匡衡又代為丞相，封樂安侯，輔佐皇帝，總理全國政務。
匡衡可算是因明經而位極人臣的典型。
匡衡任職期間，多次上書陳述自己對朝廷政策的意見，陳述治國之道並經常參與研究討論國家大事，按照經典予以答對，言合法義，博得元帝信任。
每當朝廷大臣討論政務時，匡衡總是引《詩經》為據，認為“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意，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故審六經之指，則人天之望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匡衡的主張得到元帝及成帝的支援，這與從漢朝中期就開始興起的獨尊儒術，推重經學，微言大義的社會風尚是分不開的，實際是漢朝統治者用以統治人民的一種手段。
漢元帝后期時，宦官石顯為中書令，他結黨營私，把持朝政，慫恿元帝加重賦役，剝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寵幸，沒人敢觸犯他。
成帝即位後，匡衡便上疏彈劾石顯，列舉其以前所犯罪惡，並糾舉他的黨羽，這是匡衡所做的最後一件剷除奸佞，為漢朝廷盡忠的事情。
不久，匡衡被彈劾貪汙，被漢成帝貶為庶民，返回故里，不幾年，病死於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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