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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對李福澤說：“你們先吃後吐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先接收過來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現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難，我們的人造衛星發射試驗一定要如期實施。現在再不抓緊衛星觀測臺站的建設，就趕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東風基地副參謀長喬平率領由基地和中國科學院、北京工業設計院、北京郵電設計院等單位有關人員組成的勘察組，先後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勘察，確定了各衛星地面觀測站的站址，並確定將陝西渭南作為基地衛星測量部（即第六試驗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東風導彈試驗基地成立了衛星測量部，統一負責全國衛星測量臺、站的規劃、建設及建後的使用管理。
此後，東風導彈試驗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國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並編入基地設在陝西渭南的第六試驗部。至此，從事衛星測控研究和從事火箭、導彈靶場測控工作的兩支隊伍彙集在了一起，在混亂的年代裡，開始了衛星測量控制網的建設。
這還不夠，為了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對國防尖端科研專案的衝擊，1967年3月，父親建議將各國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研究機構，由國防科委實行軍事接管。
這個重要建議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實上，正是這個決定，使中國的衛星研製在“文革”的風暴中堅持下來了。
隨後，軍委責成國防科委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1967年5月，父親聽取錢學森等關於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問題的彙報時指出：“科研機構要精幹，工作要緊張，不要人浮於事。電子技術，是各軍兵種、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兼任院長，這使得衛星研製工作得以在“文革”###中繼續進行。而這時候，中國人造衛星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趙九章，已經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這幾件事情，父親就被捲進了“二月逆流”裡，連他自己都自身難保了。也使他漸漸被迫離開了他所鍾愛的國防尖端事業，這時的他，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關於衛星，當時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華清回憶說——
七十年代第一個春天，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叫“東方紅一號”。這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體現，但卻被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給“東方紅一號”帶來許多不應有的困擾和麻煩。
我不懂衛星，也不管這項工作。到了1968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遇到了問題，各分系統文齊武不齊，不協調不配套。為了保證1970年發射，空間技術研究院領導和設計人員在原方案基礎上進行了合理的修改，但這一修改方案卻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總體主任設計師孫家棟拿著方案找到我，孫家棟說話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們定了，拍個板，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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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3）
聽了他們的彙報，問了有關情況，我心想，這事不能拖，總得有人承擔責任。便對他說：“技術上你負責，其他問題我負責，我拍板。”
這個時期，七機部也沒有什麼人管事了。關於“東方紅”衛星的事，後來我又聽過一次機關彙報，也到現場看了看。衛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簡化我就拍板定了。我當時強調，最後總體決策還要向黨中央、周總理和聶帥報告。我把衛星方案修改和簡化情況報告了聶帥，聶帥也批准了。衛星計劃才得以進行下去。回想起來，當時這麼幹，除了有一種強烈責任感外，也有一點兒傻大膽的味道。
197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