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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會議上公然講道：“從聶榮臻開始，華北山頭有歷史性。從聶榮臻、楊成武、鄭維山，一個班底接著一個班底。”

又說：他們“都出在華北，是壞人當道。”

她在講話中還誣衊父親，“從三七年就搞山頭主義”，“是華北山頭”的“黑後臺”。江青的講話再一次掀起揭批“華北山頭主義”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與浮（5）

“九·一三事件”之後，江青一夥攫取北京軍區的念頭並沒有打消，他們靈機一動，居然又把北京軍區與林彪掛上了鉤，說北京軍區是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山頭主義窩子，借“批林整風”運動，在北京軍區第三次開展了“揭華北山頭主義窩子”的運動，又有很多人跟著倒黴。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塊塊根據地發展壯大而成的，這裡一坨，那裡一坨，應當承認，“山頭”和所謂的“山頭主義”在某些人頭腦裡是有的。毛澤東就曾公開講過，確實存在各個“山頭”。但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這些所謂的“山頭”和“山頭主義”並無大礙，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在父親這裡，他本來就是個很講原則的人，他不搞什麼山頭，更不去搞什麼“山頭主義”。說到與晉察冀老部下的聯絡，無非是逢年過節的，有些老部下來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動得多一點而已，我想這是很正常的。

現在，我並不是為父親和華北的同志鳴不平，而是願意用事實說話。當年在晉察冀，在華北軍區，大批的部隊和幹部被抽調到別的戰略區，很多領導同志捨不得，甚至有的背後罵娘，但是父親非常大方，從來沒有跟黨中央講過價錢，只要中央有命令，調哪個部隊，調哪個幹部，他都是二話不說，堅決服從。結果到解放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華北的部隊幾乎全調開了，看著一手培養起來的部隊跟著別的野戰軍走了，很多領導人心疼，有的還落眼淚，父親卻是一句不痛快的話也不說。他常說：“全軍一盤棋嘛。”

傅崇碧將軍有一回說：“什麼山頭主義，華北的很多部隊都分散出去了嘛，聶老帥這個人的胸懷真是寬闊啊！”

後來進城了，父親主要精力放到整頓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對華北軍區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軍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員職務以後，就從不過問軍區的事，用他的話來說，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爾有個別軍區的幹部來我家，請父親幫忙解決他們的職務或其他個人問題，父親總是委婉地拒絕。為此，還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後，他主抓國防科委和國家科委，就更是與北京軍區沒有什麼來往了。

林彪、“四人幫”把父親當成“華北山頭主義的黑後臺”，其用意自然還是透過把他搞倒搞臭，進而把北京軍區的軍權抓到手，掃除篡黨奪權的障礙。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我還能做點什麼？（1）

一夜之間成為“二月逆流反黨分子”，這對父親的打擊是慘痛的。可以說有生以來，對他打擊最大的，莫過於這一次。

出事以後，父親召集劉長明、甘子玉、周均倫三位秘書開了個小會，他說：“我主觀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為，你們都很清楚，誰知道會變成‘二月逆流’成員，連累了你們，我心裡很難過，向你們表示歉意。”

三位秘書當然知道，父親是無辜的，談話時他們都很激動，不禁潸然淚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軍委的規定，家裡的工作人員要削減，四個秘書只能保留一個。劉長明、甘子玉被“群眾”要求回原機關參加運動，周均倫提出，他想離開，打算報名到新疆建設兵團參加勞動。周均倫心裡想的是，北京太亂了，局勢讓人失望，這種情況下，呆在機關也沒意思。

但是，父親卻動員周均倫留下。周均倫思考再三，決定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