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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書》改版後記中，於這年的2月17日，專門寫了一篇《蜥蜴的殘夢》，公開向董作賓等人發難：&ldo;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及侯家莊曾發掘到殷代宮殿遺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於地以供地下的保衛。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記&iddot;秦本紀》載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來已大有遜色。二十多年前在中東所發掘的古代巴比倫的烏爾王墓，僅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動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樣大規模的用人遺蹟，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證。這些資料都不曾發表，遺物已全部搬往臺灣，一時無由考見……應該感謝郭寶鈞先生，他所提供的這項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關於殷代的社會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現在都還採取著很慎重的態度，不敢斷定為奴隸社會。有了這項資料，我認為是毫無可懷疑的餘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會發展史的知識，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會發展史的階級劃分，故他們對於這些史料不加重視，或則兢兢於古器物尺度輕重的校量，或則根據後來的曆法推譜所謂殷歷，真可以說是捧著金飯碗討飯了。&rdo;
郭沫若文中所說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濟和他的弟子吳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為這一派考古學家對出土陶器曾做過浸水、脫水等多種方法的測量與試驗;所謂殷歷的推譜自然是指董作賓。董在李莊時，根據殷墟甲骨文透露的資訊，經過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歷譜》已廣為學界所知並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陳寅恪曾高度評價道：&ldo;抗戰八年，學術界著作當以尊著為第一部書，決無疑義也。&rdo;其他學者如傅斯年、李濟等皆大為稱讚，傅斯年說道：&ldo;今彥堂之書，無類書之習，絕教條之科，盡可見之卜辭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門德勒也夫之始為原子週期表，而其事尤繁矣。&rdo;繼《殷歷譜》在李莊石印出版，董作賓與史語所研究人員屈萬裡又編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賓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期間寫就一篇《自序》，內中曾針對郭氏於抗戰勝利前後的歷史觀點提出了不同見解，明確反對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其中一段說道：&ldo;殷代不是創造文字的時代，我們就不能根據甲骨文字來研究殷代的社會背景。……我們不能據字形說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聽命，民與臣是奴隸，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隸，因而斷定殷代是奴隸社會&rdo;云云。
董的觀點有無道理，此前的三年間，郭沫若一直沒有做過回應。到了董作賓流亡臺灣，郭氏本人以新中國高官登上政治舞臺時，猛地舊事重提，毫不客氣地對董作賓開起火來：&ldo;雖然承蒙董先生沒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這指責的是我，那倒毫無問題。但可惜董先生的關門主義關到了家。他雖然也在參加殷墟的發掘，而且在發掘著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而他卻找不出奴隸的痕跡，實在也是值得同情的。&rdo;又說：&ldo;董作賓卻僅僅抓到一兩個字，根據自己的敵愾來隨便邏輯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隸的本質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否定了。這根本就不是學者的態度。就是這種非學者的態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臺灣去準備殉葬，這一層，我倒是能夠充分理解的。&rdo;
接下來，郭沫若以爺爺教訓孫子的口吻斥責道：&ldo;誰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隸的痕跡?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面來瞭解別人，然後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內行。假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