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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位&ldo;高足&rdo;的揭發交待，朱家驊、葉企孫二人的關係變得複雜嚴重起來。在提審人員冷峻與凌厲的目光逼視下，葉於1968年1月22日，向中央軍委專案組就自己與朱家驊的相識與共事經過作了自述式的交待：&ldo;1918年8月，我同朱家驊同船赴美國留學。那時吾同朱並不熟識。朱不是清華公費生。到美後，吾同朱並不同學，也不通訊。朱留美不久，即轉往德國留學。&rdo;又說：&ldo;在同類地質學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灝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後……朱就院長時，總幹事為任鴻雋，不久辭職。1941年春，朱來信要吾擔任總幹事。吾應允了，但須秋間方能到職。&rdo;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2)
葉的此次交待與他一個月後，即9月7日的說法略有不同，在專案組人員進一步審問中，葉企孫更加詳細地說道：&ldo;我從1918年同朱家驊認識的，是一同去美國的。1918年8月在南京號輪船上認識的。朱到紐約，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國在南京東南大學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開評議會時同朱家驊見面。他是地質組，我是評議員，議長是蔡元培，物理組組長是丁燮林(現叫丁西林)或李書華。1941年開始同朱家驊往來多了。1941年春夏時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驊的來信，叫我到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擔任總幹事。當時朱家驊是該院院長，又是國民黨黨內的反動特務，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我應允朱家驊的邀請到了重慶作了中研院的總幹事。我管計劃、預算、審查著作、聘請人籌備開會等……&rdo;
由於葉交待的人員名單中涉及到了翁文灝，專案組人員立即找到時在北京居住的翁，讓其寫&ldo;揭發&rdo;材料。在由他人代筆、翁文灝本人閱後簽字的材料中，翁文灝說：&ldo;葉在清華大學，作物理學系主任。我也在那裡教過書。解放以前，聽人家說，那時是偽中央研究院，朱家驊想請葉當總幹事。權力第一是院長，第二位就是總幹事。葉去過一下，時間很短，沒有做下去，很快就離開了。……朱家驊作過交通部長，北洋軍閥時期朱是北大教授，後來做過很多國民黨的工作。朱與葉一定認識，否則，朱請不動葉到中央研究院當總幹事。&rdo;
聽翁文灝的口氣，似乎國民黨在重慶期間，他沒有同朱家驊爭奪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位子，也不是大權在握的中研院評議會的秘書，更不知朱與葉此前是否相識，只是&ldo;聽人家說&rdo;，那時有個偽中央研究院的機構云云。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從官場名臣李鴻章那裡學來的&ldo;搗漿糊&rdo;的迴旋術，可謂至絕至妙矣!
事實上，葉企孫離開清華專任中研院總幹事一職，翁文灝在中間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當蔡元培去世，朱家驊經過激烈角逐如願以償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寶座後，新內閣總幹事的最佳人選非傅斯年莫屬。遺憾的是，傅氏的身體狀況實在太差，勉強答應就任後，因體力漸漸不支，朱家驊不得不重新考慮找人頂替。經過與翁文灝、傅斯年反覆商量權衡，最後決定請葉企孫出山。
從葉企孫的人生經歷和後來他的&ldo;高足&rdo;與同事們&ldo;揭露&rdo;的材料看，朱與葉在成為中央研究院同事之前，僅是一般的熟悉而已，並不像後來馮友蘭&ldo;揭發&rdo;材料中所說&ldo;關係相當密切&rdo;。朱家驊之所以瞄上了葉企孫，除了葉自己所說受到&ldo;正統思想&rdo;和&ldo;歐美資產階級思想&rdo;的雙重教育，一個重要原因是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