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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頡剛在此為《益世報》辦邊疆附刊，弟曾規勸其在此少談&ldo;邊疆&rdo;、&ldo;民族&rdo;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詞。彼乃連作兩文以自明，其一，論&ldo;中國本部之不通&rdo;。其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為正大，實是今日政治上對民族一問題唯一之立場。吳使弟子費孝通駁之，謂&ldo;中國本部&rdo;一名詞有其科學的根據;中華民族不能說是一個，即苗、瑤、猓玀皆是民族。一切帝國主義論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頡剛於是又用心回答一萬數千字之長文，以申其舊說。
欲知此事關係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ldo;民族問題&rdo;。此地之漢人，其祖先為純粹漢人者本居少數，今日漢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數，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漢族之最偉大處所在，故漢族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一個民族。若論種性，則吾輩亦豈能保無胡越血統。此種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進行中，即如主席龍雲，猓玀也;大官如周鍾嶽，民家也;巨紳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ldo;中國人&rdo;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國家之福。今中原避難之&ldo;學者&rdo;，來此後大在報屁股上做文，說這些地方是猓玀，這些地方是僰夷……更說中華民族不是一個，這些都是&ldo;民族&rdo;，有自決權，漢族不能漠視此等少數民族。更有高調，為學問作學問，不管政治……弟以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後，傅斯年態度堅決地警示道：
夫學問不應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吳某所辦之民族學會，即是專門提倡這些把戲的。他自己雖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費某則大放厥詞。若說此輩有心作禍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ldo;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rdo;之牙慧，以不瞭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惡習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頭，其結果必有惡果無疑也。
1941年11月，顧頡剛在重慶柏溪文史雜誌社門前留影以傅斯年的霸氣以及與朱、杭二人的密切關係，加上聯合顧頡剛在昆明調集各路精兵強將的強力支援和夾擊，吳、費山頭不穩，很快力不能敵，敗下陣來。最終的結局是，吳文藻攜夫人冰心棄昆明轉重慶另謀新職。吳氏一走，整個昆明&ldo;民族學會&rdo;陣營樹倒猢猻散，傅斯年所說的&ldo;費某&rdo;也顧不得&ldo;大放厥詞&rdo;而不得不設法撤離山寨，溜之乎也。
吳、費等人走後，顧頡剛接受抗戰期間遷往成都華西壩齊魯大學校長之聘離昆赴蓉。未久，傅斯年與陶孟和等率領各自的研究機構遷往四川李莊，此一混戰算是暫時告一段落。
&ldo;進軍西北&rdo;之夢(2)
1941年初，朱家驊電召正在齊魯大學研究所任職的顧頡剛到重慶辦《文史雜誌》。10月，顧頡剛正式辭去齊大研究所主任之職至重慶小龍坎辦公。顧去重慶後才知道，朱家驊要自己去重慶的目的，不專為編《文史雜誌》，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他做邊疆工作。時朱家驊在組織部裡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顧到後為副主任，主持委員會日常工作。這年10月12日，對&ldo;邊疆&rdo;問題極為熱心的朱家驊發表了《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一文，鼓動科學工作者&ldo;到西北去開闢一個科學的新天地&rdo;，使原已興起的&ldo;西北熱&rdo;再度升溫。顧頡剛感念朱家驊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後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安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