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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駒進了社會調查所，胡適感到一件心事有了著落，頗為歡喜，後來專門把千、吳二人作為例證，在天津《大公報》&ldo;星期論文&rdo;欄中發表文章，證明當時社會上所謂的&ldo;畢業即失業&rdo;之說，是根本不能成立的，&ldo;只要有本領，畢業決不會失業&rdo;云云。--當然，內中的曲折與人際關係的糾纏，曾幾次公開聲稱自己的工作實在是出於&ldo;為政府做一點面子&rdo;的胡適是不會透露一個字的。
關於千家駒在北大的所作所為，並不糊塗的胡適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當千家駒與楊梨音結婚時，證婚人便是胡適。胡在致詞中說：&ldo;千家駒在北大時，擔任學生會會長，是著名的搗蛋頭兒，但在今天的婚禮上，卻一點搗蛋氣息都沒有了，大概從今天起，千家駒已變成楊家駒了!&rdo;儘管是席間的玩笑話，但聰明如胡適者，已經隱約地點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實上，剛滿17歲的千家駒於1926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黨，開始參與鼓動學潮、驅趕教授等等&ldo;搗蛋&rdo;生涯，北京大學發生的許多邪裡古怪事，都與千氏和他那一幫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關。
進入社會調查所的千家駒，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寬容和信任。他後來說：&ldo;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場的，但他頗有蔡元培相容並包的風範。他從不干涉我們的研究自由，他評判一個人的研究成績，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rdo;陶孟和只是礙於胡適的情面，揣著明白裝糊塗而已。不過，就陶孟和當時的思想而言，應該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別鬧出大的亂子，他也沒有細究的熱情與心性。當時千家駒有所不知，當他到來之時，這個調查所的好日子即將走到盡頭。
在社會調查所獨立前，中央研究院於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熱情地邀請陶孟和赴南京，專門商談籌組事宜，意欲讓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覺得自己已經在北平組建了社會調查部，山頭已立，並且有擴大與獨立的&ldo;宏願&rdo;，遂婉言謝絕。蔡元培轉而邀請留學歐美的博士、北大史學系與法學系教授陳翰笙出任所長，無奈由於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傑以陳氏屬共產黨分子加以阻撓，未果。1929年，為減輕阻力，蔡元培以院長身份親自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正式邀請陳翰笙出任該所副所長，所內一切具體工作交陳翰笙主持。如此一來，在中國一南一北，實際上存在著兩個研究性質相同的陣營。由於蔡元培尚有相容並包的肚量，兩家暫時相安無事。陳翰笙實際主持的社科所特別關注&ldo;三農&rdo;問題，也就是中國的農村、農民、農業之不盡如人意的癥結所在。按他的想法，既然馬克思發現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試著發現一下窮人、特別是農村那些窮人們的秘密。對這一構想，陶孟和也大感興趣，1930年雙方以平等的地位進行了友好合作，共同進入河北保定清苑農村，選定10個自然村1578家農戶，對其勞動力、僱傭農業勞動、工資、畜養、住房及農舍、水井和水澆地、耕地佔有與使用、交租形式等等進行了詳細調查研究。
自立山頭的甘苦(3)
1933年8月，陳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開的太平洋國際會議，宣讀了論文《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該文號稱繼馬克思之後，陳翰笙發現了窮人的秘密，中國嚴重的&ldo;三農&rdo;問題是地主富農一手造成的，必須來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終解決。陳氏的宣言傳到國內，立即引起了社會各階層震動，國民政府的黨國大員對此大為不滿。在一片喊打討伐聲中，陳翰笙只好採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戰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