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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第二次發掘的物品全部整理完畢，發掘的結果證明，殷墟與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這一文化正規化，證明瞭梁思永天才式推斷的正確。--正是由於這次意義非凡的田野考古發掘，以鮮明亮麗的事實證據，打破了瑞典學者安特生將仰韶與龍山兩種文化混在一起，並輕率地得出&ldo;粗陶器要比著色陶器早&rdo;的錯誤結論，進而推動了殷墟發掘中&ldo;地層學&rdo;這一先進考古技術方法的運用，使當時與後世學者認識到必須將殷墟文化與其他文化進行比較分析的重要原則，從而為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科學化和規範化樹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標。3
城子崖遺址發掘結束後，梁思永又率隊返回安陽。在以後的幾次發掘中，於殷墟西部的同樂寨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這個發現使梁思永更加堅信後岡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疊層，按存在先後時間劃分的科學依據。這一發現，&ldo;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rdo;。梁思永對後岡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國考古學與古史研究產生了劃時代的飛躍。自此，乾涸的歷史長河重新翻起滄浪之水，並沿著時間的脈絡由久遠的過去向未來一路流淌蕩漾開來。梁思永也因這一劃時代的偉大發現，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國考古學史上一代大師的地位--這一光輝成就，正應了其父梁啟超當年的願望，只是梁任公早已身赴黃泉，無法與之舉杯同慶了。
1932年春，在李濟主持的第六次殷墟發掘中，發現了商王朝宮殿基址，這一發現無疑較單純的發現甲骨與甲骨文具有更大的科學考古價值和意義。
殷墟發掘的光芒(3)
從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賓、郭寶鈞、李光宇、劉燿、石璋如、李景聃、尹煥章為主力隊員的考古學者，在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連續性發掘，並把目光由小屯轉移到後岡和洹河北岸的侯家莊南地、南臺等處，發現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從未見諸記載。
1935年，梁思永(右)在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發掘工地，接待前來參觀的傅斯年(右)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中)1934年秋與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捨，繼續擴大戰果。此時，史語所考古組主力幾乎全部調到&ldo;這一推進歷史知識最前線的發掘行列&rdo;中來，發掘專業人員達到了整個殷墟發掘的鼎盛時期，除總指揮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劉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煥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尋(曉梅)、潘愨等考古組&ldo;十大金剛&rdo;(又號稱&ldo;十兄弟&rdo;)，另有臨時工作人員與實習生馬元材、夏鼐(作銘)、王建勛、董培憲、李春巖、孫文青，外加史語所元老級人物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當然，傅、李、董三人是作為視察的高階人員由南京來到安陽，穿梭於考古發掘現場，協助梁思永處理各種棘手問題與事務的。其間，黃文弼等監察人員參加了第十二次發掘工作，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徐中舒、滕固、王獻唐以及河南大學、清華大學的師生相繼前往工地參觀。一時間，在幾十平方公里的殷墟發掘工地上，大師雲集，氣勢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現出一個戰略家的宏大氣魄，規劃周密，指揮若定，每天用工達到550人以上，如果連研究人員和參觀的學者計算在內，最多時達到近600人的數字。據參加發掘的石璋如回憶：西北岡的發掘，有5個最多，即參加的工作人員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錢最多;佔地最多;收穫最多。其中&ldo;單就工資一項來說，每人每天工資四角，五天發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發大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