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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俱在，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歐洲近代史的展開迥異。中央集權既非封建特徵，而中國之官僚主義，更不可能作為發育資本主義的背景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種主義，亦有其思想上的根據。譬如Adam Smith，就覺得如讓所有私人憑他們的經濟利益打算，社會秩序反有條理，社會風氣，也會臻榮向上。馬克思雖不同意這種想法，卻也承認資本主義的思想家有這種觀念。這顯然不能為中國官僚主義容納。
過去二十多年來“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也在中國濫用。甚至明代吏部尚書張瀚在《松窗夢語》內以寓言的姿態，敘其祖先由“神人”授銀一錠，因之買機織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譚摘鈔》裡埋怨景德鎮制窯，“鑿穿地脈”，都被寫歷史者收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例證。
1978年，筆者與李老博士商談，覺得資本主義，必須以下三個條件，才能展開：（1）私人關係的信用借款，廣泛地通行，於是資金流通。（2）產業所有人以聘請方式僱用經理，因之企業組織擴大，超過本人耳目足能監視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援因素，如交通通訊等共同使用，才是企業之經濟力量超過本身活動範圍。以上以英文簡述之，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而三個條件，都須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為其重點為“信用”。如果沒這信用的功效，則其成為資本家，也是“小販資本家”。我們如承認資本主義的展開是一種社會現象，則不能否認法制支援信用的功效。
馬克思在《資本論》卷二，“資本主義的推銷方式”用C…M…C公式，講述資本家必以C（即商品modity）換為M（即貨幣money）。如是川流不息中，公眾制度授權於私人，讓他無限制地發展。
所以講來講去，資本主義必須有法律上的保障（因為貨幣也須支援），而立法能替資本家著想，則是整個國家政府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歐洲資本主義初行時；即是政府承認私人財產的絕對性。這絕對性超過皇權，也超過傳統的道德觀念。
給資本主義作以上的定義，有兩種意義：一即是顯示以上與中國傳統思想相去過遠，中國傳統社會無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一即是認識資本主義的特徵，避免對這名詞作過於泛義的解釋，以致因害怕資本主義之故，視一切經濟的發展均為畏途。。因之李老博士及筆者均信今日中國之現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規，也不能模仿西方。採取歷史上的長處，僅可在區域性；其重要關頭，則在創造。
中國之具有創造能力，無可置疑。官僚主義雖為中國歷史上及文化上的缺點，卻也不能因之而抹殺中國歷史上及文化上的長處。況且我們批判一種制度，也要著重其時間性。中國官僚制度，在明末之後和西歐社會的治理與設計比較，才顯得相形見絀。但是在唐宋之前，於一個廣大地區之下，造成統一的局面，首先做到“文治”的地步，也不是在歷史上無一是處。我們今日批判官僚主義，針對其“空妄”（make…believe）的成分。因為這種想法在“瞭解”（亦即康德所謂verstand）上無中生有，淆亂黑白，是非不明，妄稱技術上的缺陷為精神偉大。指責之餘，卻無意非論道德，或否認意志力（will power）之重要。（後者已與康德所謂“理解”vernunft接近。）如此才不會與李老的旨趣相違。
前已言之，李老博士是科學家，故能小處精細；但是他也是哲學家，所以覺得宇宙的淵博，足以包含塵世的矛盾。筆者研究明史多年，一切從小處著手，也帶唯物觀，平日作文以客觀為主。在寫完這篇帶有技術性的文章後，破例效法李公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