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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輔政為總理事務大臣。元年，復為大學士、軍機大臣。二年，與鄂爾泰同進三等伯。漢人文臣爵至侯伯，為前此所未有。張廷玉以進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連膺重任，並一再充會試考官，成為漢人文臣和文壇的領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劉統勳即上奏說：“外間輿論，動曰桐城張、姚兩姓，佔卻半部縉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張若澄入直南書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張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準。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悅，乃許致仕。次日，張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謝。乾隆帝大怒，命發旨詰責。張廷玉隨即於次日晨入朝謝恩。乾隆帝又懷疑草擬詔旨的汪由敦洩露內情，將汪由敦革職，削去張廷玉伯爵，命以大學士銜休致留京。1750年，張廷玉疏請南還，乾隆帝更怒，嚴加斥責。張廷玉疏請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廟。
張廷玉在乾隆朝，執政十餘年。作為漢人文臣的領袖和代表，權位至於極盛。乾隆帝倚用漢人文臣而又時加控制，並一再宣告“滿漢均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視。乾隆帝即位後約二十年間，滿漢大臣之間並未出現嚴重的朋黨紛爭。
鄂爾泰死後次年，其侄鄂昌任廣西巡撫，奏請將鄂爾泰列為廣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駁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撫大臣舉賢自代。鄂昌舉薦廣西布政使李錫泰，說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說，他曾召見過李錫泰。李錫泰痛貶前任廣西巡撫託庸的壞處，極力稱讚鄂昌居官的好處。現在鄂昌又來舉薦李錫泰，這怎能避免黨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還在詔諭中說起，張廷玉當年乞休時，曾奏稱史貽直曾說他不宜配享太廟，請求保證。史貽直是在單獨奏對時說過這樣話的。張廷玉怎麼會知道？這能說沒有揣摩朋黨之風麼！又說，南巡時準令兵部尚書梁詩正解職歸鄉，奉養老父，就有人懷疑，說是因汪由敦排擠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擠梁詩正，何以不能救護張廷玉？這不是很明白麼！又下諭說：“徇情曲庇，即是黨援門戶之漸。昔皇考洞悉此等陋習，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呂留良諸案，實足以挽頹風而勵名教”。“倘以日久漸弛，復萌故智，將來如有似查嗣庭、呂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執國憲以警奸頑者。諸臣其苦均之。”乾隆帝此諭，向諸臣發出警告，表明他也將懲治查嗣庭案一類的事件。果然，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獄興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1736年考取進士，鄂爾泰為會試正考官，因而自稱鄂爾泰門人。得到鄂爾泰的賞識，被視為“昌黎（韓愈）再世”。鄂爾泰死後，胡中藻出為陝西學政、廣西學政。後解任歸江西。
胡中藻平居吟詩，與鄂昌相唱和。彙集所作詩稿題為《堅磨生詩鈔》，禮部侍郎張泰開曾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懷疑鄂昌與胡中藻等結黨怨望。1755年2月，密諭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並一切惡跡，嚴行察出速奏。”衛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試題及唱和詩三十六首與在陝西時詩文一本奏呈。3月2日，乾隆帝又密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乘鄂昌去安西之際，親往蘭州鄂昌撫署，“將其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嚴行搜查，並其與別人往來字跡中有涉譏刺囑託者，一併搜查封固，差妥人馳驛送來”，並嚴示“不可預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