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巴巴羅薩”（2）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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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說，外交就是用最文明的修辭表達最粗鄙的內涵，這種言論雖稍顯憤世嫉俗，但也並非全無道理。自從歐洲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像希特勒那樣——粗暴地將議定書反覆拍在捷克總統哈查博士面前，甚至將這位可憐的國家元首逼到昏厥——這種情況簡直是聞所未聞。”
“除希特勒這樣的混賬行為不被國際社會認可外，自我孤立也是外交界絕對的禁忌。蘇俄政權剛剛建立時，他們的外交委員托洛茨基就曾發表過一番貽笑大方的言論，他聲稱蘇俄的外交部門只有一項任務，那就是對帝國主義釋出革命宣言，然後關門大吉……”
托洛茨基的言語被雷蒙·阿隆狠狠鄙視，因為如果不是這位自負的“紅軍之父”違背布林什維克中央的集體決議，擅自中斷了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談判，蘇俄其實有很大機會避免簽下《佈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以一個還算體面的待遇與德國達成和議。
托洛茨基這麼一搞，不僅讓列寧被扣上了“俄奸”的帽子，還讓蘇俄丟掉了大量的領土和人口。他的行為在職業外交官和國際政治學學者眼裡，簡直就是蠢出天際的代名詞。
“如果說斯大林這個獨裁者搞的‘大清洗’真的對蘇聯那麼一絲一毫好處的話，那隻能是處理掉托洛茨基這個傢伙帶來的。”
阿隆教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對“解放全人類”的理念和“不斷革命”的理論完全不感興趣，因而完全以看傻子的眼光看待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激進布林什維克……
“布林什維克的外交方針在契切林時代發生了轉變，回到了所謂傳統外交的時代。”
後面的事情德內爾也知道，或者說，他甚至也算半個親歷者。
至少他就在熱那亞親眼目睹過那位奉列寧之命，“多講實事，少談主義”的蘇俄新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身影。
德內爾作為一個郵遞員，能夠參與如此之多的外交會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沾了薇爾莉特的光，因為那時的法國總理兼外長依然是最欣賞，或者說最希望藉助薇爾莉特的身世打壓陸軍、溝通德國的外交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你似乎想起了什麼？”
“一對一”授課的阿隆發現了德內爾已經走神，後者只好微微點頭以示歉意：“接下來就到了蘇俄政府遭受圍攻，然後與同樣受排斥的魏瑪德國單獨簽訂了《拉巴洛條約》，對嗎？”
“跟你這樣關注時事的人講課就是痛快。”阿隆拍了下手，“總之，雖然如今已經不是那個用錯外交禮儀可能引發一場大戰的時代，但被國際社會公認的傳統外交規範仍有很大價值。”
“課程意義”的內容結束了，德內爾開始了預計將持續一週的外交禮儀教育——與其說是教育，還不如說是共同學習，因為阿隆自己也不是什麼正經外交官，他一樣對《帝國外交手冊》上的技巧禮儀掌握生疏。
反正是共同學習，多一人少一人都無所謂，所以他便拉上了“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養子一同學習。對此羅貝爾是很不能理解的，他可從來沒有成為一名外交官的規劃，但是德內爾卻勸說道：
“萬一你哪天負傷殘廢了，總不能下半輩子做個廢人吧？”
多麼良心的忠告啊！於是羅貝爾只好苦澀地加入了外交禮儀學習隊伍。
從6月18日開始，三人就悶在療養院裡學習，德內爾的身體好轉得很快。阿隆教授只道是“精神食糧營養豐富”，但羅貝爾卻明白真正的原因。養父之所以精神振奮了不少，主要還是因為有事可做，不必整天胡思亂想。
若非如此，他只會一刻不停地掛念留在國內的諸位——特別是薇爾莉特阿姨。
羅貝爾有時會期待地猜想：或許戰爭結束後自己會多一個繼母呢？
